行政规划对省域高教协调发展究竟有多重要？

 
      7月1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拙作《怎么解决高教资源省域布局不协调》一文，提出了一些想法。储朝晖先生对此有不同认识，发表《行政手段能解决省域高教资源均衡问题吗？》一文（见《光明日报》9月29日），认为指望行政手段未必可行。看来，针对这个问题仍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也期望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以利于问题的科学解决。
 

      实现省域高教资源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行政规划手段的重要作用。
      从历史的经验看，新中国成立后，历次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重大调整，都是在国家行政手段指导下进行的。对于1950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储文认为导致我国高等教育拉大了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差距，甚至还有人认为那次调整使得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还不如民国时期。这种认识并不全面。恰恰是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加快了我国整体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高等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招生人数和毛入学率都比解放前的民国时期大幅度提高。今天相当一批办学实力非常强的985大学，也都是那个时候新成立的大学。
      改革开放后，1990年代依靠行政手段推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共建、调整、合并、合作”八字方针，对900多所高校进行了调整。将原国务院62个部门（单位）直属的367所普通高校中的近250所划转省级政府管理，逐步建立了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管理新体制。同时，积极实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批大学因为进入“211”工程建设行列取得快速发展，苏州大学就是典型的案例。
      以上两次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都是行政规划手段推动的，成绩巨大。如果说有缺点的话，就是忽略了省域之间国家优质高教教育资源的协调布局，尤其是1990年代的管理体制改革更加明显。因此，为改变这一状况，“十二五”期间国家财政投入100个亿实施“中西部高等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支持中西部100所高校基础建设。投入60个亿实施“中西部高等学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省区政府与教育部共建一所地方高水平大学。这些重大举措成效明显，也说明行政规划手段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最重要的杠杆和政策，是实现省域高教资源协调配置的保障措施。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美国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以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体制，而美国没有一所国立大学，只有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通过行政规划手段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落后省区的快速发展，实现省域高教资源协调布局，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不能推卸给高等学校和地方政府。没有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没有规划行政手段的推进，按照储文所说完全依靠地方政府和大学改革的想法，在今天是难以行得通的。
      所以，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行政规划制定和执行的重要作用。今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彰显了国家行政规划手段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需要请教的是，在保持现有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重大建设计划不变、投入不变、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加大中西部高等教育落后省区的发展，实现省域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协调布局，怎么会出现储文所说的“再次拉开中国大学与世界其他优秀大学之间的距离”？这其中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储文所说的地方政府要营造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很有道理，但对于省域高教资源协调布局问题，省级政府起不了决定作用。中西部高等教育落后省区要在“十三五”期间得到快速发展，实现省域高教资源协调布局，是需要国家政府、省区政府和大学三者联动、缺一不可的系统工程。
      国家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给予行政规划指导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是第一位的。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外部大环境，是由国家政策提供的。一个地区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不是求人不求人的事情，是能不能纳入国家战略的问题。比如兰州大学地处大西北落后省区，按照储文的观点，兰州大学所处区域的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并不具备建设国内一流大学的条件，但是由于有国家“211”“985”的政策支持，有部属高校的身份保障，至今办学实力和水平让很多沿海大学自叹弗如，始终处于国内一流大学的地位。同在兰州办学的西北师范大学，因为失去了教育部直属的身份，无缘“211”“985”工程，其发展结果就不如陕西师范大学。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储文所说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支持的外部大环境，仅仅从当地政府和大学的角度来谈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不切实际。
      如果仿照储文仍以河南为例的话，河南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国家教育政策布局。1947年当时有31所国立大学，河南大学是其中之一。1990年代实施“211”工程建设的时候，按照一个省只能有一所地方高校进入的原则，河南只能有一所大学进入。这是国家政策布局所限，不是河南自身所能解决的问题。按照人口、历史和经济因素，当时给河南两所“211”大学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因为江苏就有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2所地方高校进入“211”大学。广东也有华南师范大学、汕头大学两所地方“211”大学。至于储文所说因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两校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影响了相互发展，更是无稽之谈。郑州大学是近年来发展非常快的地方“211”大学，河南大学虽然没有进入“211”，但是发展速度依然是国内瞩目的，综合排名从105位迅速提升到70位。所以，储文所说“指望通过计划和规划的方式调节不同高校的发展对所涉及的高校都只能是双输而不可能是双赢”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完全依靠中央政策也是不行的，中西部高等教育落后省区政府也要解放思想，采取切实措施，高度重视当地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要简政放权，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对中西部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高校，省区政府要按照一定比例投入配套经费，同时在人才引进上给予大力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落后省区地高水平大学也应抓住国家政策和省区政府支持的大好机遇，深化综合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积极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当地培养能够留得住、扎下根、用得上的高层次人才。
      只有国家行政规划确保政策到位，省区政府大力支持，大学自身深化改革，三者协同努力，在“十三五”期间应能实现省域高教协调发展，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落后省区高水平大学快速发展的目标。
      总之，要实现省域高教资源协调发展，首先必须有行政规划作保障。要继续实施中西部高等学校振兴计划，继续实施中西部高等学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加大国家政策支持、保障力度。
      其次，要打破“一省一校”的不合理政策决策方式的束缚，充分考虑人口数量、经济贡献度等各种因素，适度增加一些历史悠久、办学实力强的地方高水平大学进入中西部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建设行列。甚至可以在“十三五”期间采取省部共建方式，扩大中西部高等学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建设高校数量，也就是由当地省区政府按照国家投入的力度投入经费，国家在不增加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吸纳这部分高校进入中西部高等学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建设行列，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再次，只有在中西部高等教育落后省区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地方大学，才能真正为当地培养高水平人才，并能留下来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储文中所说，通过“招生机制来保障特定区域内生源的就学机会均等”的设想，如果缺乏当地高水平大学的平台，他们到发达地区上学之后，很难再回家乡服务，并不利于当地优秀人才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