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高校深耕基础研究、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通过有组织布局、有组织选育、有组织转型、有组织改革，从科技前沿、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主战场中明确主攻方向、凝练科学问题，不断壮大基础研究队伍、培养后备力量，推动基础研究组织方式和科研范式深刻变革，健全分类评价、成果转化、开放合作体系，肩负起基础研究主力军的时代使命，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关键词：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学科交叉融合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我国赢得战略主动、防止战略踏空的“关键一招”。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新时代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为高校深耕基础研究、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实践路径。传统观点认为，基础研究是个体自由探索、独立创新的过程。而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牵引下，如何更好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并驾”乃至“超车”，已经成为关乎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答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答案，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1]。进入竞争激烈的大科学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作用愈发凸显。只有放大多学科优势、凸显跨学科特色，把前瞻布局、人才选育、融合创新、生态优化贯通起来，将其转化为基础研究组织化攻坚的整体效能，才能不断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重大成果，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坚持有组织布局，抢占战略制高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2]。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和革命性的产业变革，离不开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攻关“卡脖子”技术首先要攻克基础底层原理问题。因此，基础研究的方向布局，直接决定了原始创新产出的高度和厚度，决定了未来创新发展的潜力。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通过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建强基础学科等，推动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在通过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初评的项目中，高校牵头的项目占比超七成。面向“十五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应加强基础研究的有组织布局，不断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努力取得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
1.把握基础研究的形势任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科技竞争的关口不断前移，基础研究的战略价值日益彰显——没有“从0到1”的科学发现，就很难有“从1到100”的技术引领。伴随着当前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的深刻变革，学科边界日益模糊，越来越多的重大原始创新诞生于学科交叉领域。谁能在这些方向上率先取得突破，谁就能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权。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多以自由探索为主，在大跨度学科融合、大团队联合攻坚方面的组织性仍有不足，容易造成资源分散、合力不足的情况，不利于系统性应对复杂科学难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拥有覆盖文理医工的完整学科体系，有责任也有条件扛起组织化开展基础研究的重任，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推动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有机融合，在基础研究领域展现更大作为。
2.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
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往往萌发于对未知领域的前瞻探索。这就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敏锐把握新兴学科和交叉领域的发展机遇，主动设计有战略牵引力的前沿方向，聚焦世界科学前沿、国家战略急需和产业发展所需，布局一批跨学科、长周期、高价值的研究目标，让自由探索在有组织框架下迸发更大的原创活力。一是注重从世界科技前沿中捕捉前瞻性问题，立足全球科技发展大势，主动布局一批前沿性、探索性的研究方向，在可能产生重大科学突破的领域提前落子、抢占先机。二是注重从国家重大战略中找准紧迫性问题，锚定“卡脖子”问题背后的基础底层科学原理，将国家亟须解决的科学难题转化为基础研究的核心课题，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定向攻关，填补关键领域的知识空白。三是注重从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中提炼瓶颈性问题，建立从经济社会主战场中凝练科学问题的有效机制，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全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凝练基础研究的重点领域
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学科方向的系统凝练、重点资源的集中投入越发关键。近年来，为推动凝练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多个国家部委围绕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等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科学界、教育界、产业界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中最紧迫的科学问题和世界科学前沿难题展开攻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跳出传统的学科思维，将办学治校的重心从“建设哪些学科”转向“服务哪些领域”，将重点领域作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战术单元”，把有限资源集中到重点领域和核心任务上，形成一批方向集中、特色鲜明的优势创新集群，全面提升服务国家的实际效能。比如，复旦大学以“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为契机，从“四个面向”中明确5大战略导向、15个支撑战略导向的战略领域和“99+X”个重点方向，建立“5+15+100”三级战略牵引体系。通过建设“99+X”个重点方向，统筹整合全校多学科资源，推动相关方向的研究力量协同集结，围绕关键核心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开展长期攻坚，为产出重大原创成果奠定了扎实底层框架。
坚持有组织选育，厚植人才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3]。人才资源是提升创新策源能力的核心要素，没有卓越的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创新就无从谈起。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支撑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力量，要通过完善人才队伍体系化布局，强化拔尖创新人才战略性支撑，加强青年人才前瞻性储备，构建结构合理、接续有力的人才梯队，更好将人才资源高效、持续地转化为创新动力，以人才新生态推动基础研究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
1.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离不开战略科学家的前瞻研判和领衔攻关。当前，全球人才格局正经历重构，前沿交叉领域人才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坚持引育并举，千方百计从全球吸引最有实力和最具潜力的人才，把这些人才培养好、使用好，提升对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的系统性攻坚能力。聚焦原始创新前沿、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国家战略急需，建立人才需求清单和人才缺口图谱，打破单一学科、单一平台引才的局限，联动开展组团式、超常规引才，加速形成跨学科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团队。同时，注重依托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引才，探索灵活的用人机制，最大程度释放人才的创造力。建立面向全球、着眼长远的人才引进平台，打造人才引进特区，搭建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领军人才。
2.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基础研究人才成长具有长周期、渐进式等特征，必须加强前置布局、源头培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培养能扎根原始创新的“干细胞式”拔尖创新人才，为前沿探索、战略攻关、应用创新输送高素质后备力量。在培养导向上，应突出“早发现、早培养”，设立面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理科的拔尖人才培养特区，完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贯通衔接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打通从本科到博士的递进培养通道；面向对基础研究有浓厚兴趣、突出天赋的学生，实行“一生一导”“一人一策”等个性化培养政策，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在科研实践中激发其创新潜能。在培养路径上，强调“多元融通、本研融通、招培用融通、教与学融通”的“四个融通”理念，将人才培养基本单元从传统单一的“专业”转为灵活开放的“项目”，推动数理基础与各学科前沿研究深度融合，提升学生开展交叉研究的能力，不断扩展对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认知。在培养机制上，积极推进学业评价机制改革，优化等级制成绩内涵、增设创新实践学分等，为学生自主开展前沿探索充分“留白”，注重在科研实践和项目一线培养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培养能够应对未来挑战、引领未来发展的栋梁之材。
3.大力扶持青年人才
青年人才思维活跃、活力充沛、探索欲强，是基础前沿突破的主力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需要特别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为青年人才开辟成长通道，破除论资排辈，让更多青年学者能够挑大梁、当主角。一方面，健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深化长聘制改革、开展阶梯式人才培育等，形成全周期、分层次的人才发展支持体系，持续激发青年人才的成长内驱力，让青年人才育得实、长得快、用得上、干得好。另一方面，大胆给青年人才搭舞台、压担子，赋予青年人才更大的科研选题自主权与资源调配权，在重大科研任务、重点科研平台中，面向青年人才开放更多关键资源，支持青年人才在重大任务攻关中链接优质学术资源、拓宽学术视野，加速成长为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
坚持有组织转型，加速原创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4]。学科交叉融合是新时代基础研究实现重大突破的重要途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立足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定位，通过组织方式和科研范式变革，打破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汇聚交叉领域和方向的优势力量，探索深度融合创新之路，为原始创新提供动力引擎。
1.推动组织方式变革
当前，学科发展呈现文理医工深度交叉融合的趋势，仅靠单一学科的认知工具已难以回应复杂科学问题，交叉融合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础研究突破的必经之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有组织的交叉融合，以重大科学问题为牵引，组织多学科、多团队协同攻关。围绕管理机制，打破以单一院系为单位的资源分配和组织管理模式，建立健全跨院系、跨学科的科研协作机制，优化支撑交叉研究的资源配置方式，汇聚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在共同的目标下开展协同创新，在学科交叉地带催生更多原创性成果。围绕平台载体，积极参与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全力在战略领域和重点方向打造创新学院等实体化交叉研究平台，在人员编制、岗位评聘、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加快形成布局合理、学科健全、链条完整、管理完善的创新集群，持续以体系化、建制化的科研团队开展重大研究项目协同攻关。
2.推动研究范式变革
基础研究创新突破不仅来自组织模式的交叉赋能，更产生于科研范式变革本身。从科技史来看，基础研究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进程，各相关学科积累了海量科学数据。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颠覆了基础研究传统的研究范式，通过快速发现并提出好的科学问题，大幅加快了基础研究进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为例，过去需要数月才能完成的蛋白质结构预测，如今大模型仅需数小时；过去人类肉眼无法发现的规律，当今智能计算可在海量数据中进行精准捕捉。基础研究正在由传统的“假设—验证”向“数据驱动—智能发现”转变，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新焦点和新引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当主动拥抱科研范式的深刻变革，抓住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建强“三圈层”科学智能生态，以新范式释放基础研究新动能、加速原始创新新突破。围绕“核心圈”，积极搭建适配基础研究需求的通用科学大模型与跨学科算力服务平台，实现实验设备、算力资源、数据资源一体联动，筑牢统一、高效、智能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基座。围绕“进阶圈”，推动所有学科加快组建科学智能科研团队，引导科研人员主动拥抱范式变革。围绕“培育圈”，打造通识、核心、学科、垂域有机结合的进阶式AI课程体系，推动AI课程覆盖全体本研学生、AI+教育覆盖全部一级学科、AI素养能力要求覆盖全部学位项目。
坚持有组织改革，持续注入强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5]。良好的创新生态是基础研究持续繁荣的土壤。对基础研究而言，深化改革是加强赋能支持的重要途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主动担当、率先作为，在评价机制优化、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建设、全球创新网络融入等方面探索首创性改革，为基础研究提供持久动力。
1.构建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评价体系
很多重大原创突破都始于小众的、非共识的探索，通常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必须构建宽容失败、容错免责、鼓励试错的学术生态，才能最大程度解放科研人员思想、释放原始创新活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坚持尊重基础研究规律，对探索性、前沿性、非共识研究予以包容支持，完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让心无旁骛、大胆探索、潜心钻研成为常态。在评价导向上，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等导向，不单纯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为评价标准，坚决破除“五唯”痼疾。在评价机制上，大力建设基础研究特区，推行基础研究长周期评价、“代表作”等评价制度，完善针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研究的分类评价，尤其给非共识项目、长周期项目预留足够的探索空间，鼓励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比如，复旦大学大力建设相辉研究院，为反常识、高风险、颠覆性研究提供不少于10年的稳定支持，试行10年不考核、尽职免责等新制度，支持入选科研人员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韧劲完成原始性颠覆性创新。
2.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成果转化体系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是一条完整的科技创新链条。过去一段时间里，科技创新应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创新链条断裂：基础研究成果止步于论文，产业化目标停留在口号，中间缺少有效的链接和转化机制。如何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是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也是基础研究服务创新效能的重要功能。科技成果转化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系统性工程。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往往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早期资本、耐心资本的支持；二是专业化服务的支撑，搭建沟通桥梁；三是成果转化制度的完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排头兵”，必须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积极打造以自身为支点的“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共同体。通过对科创母基金等的市场化运作，强化办学资源放大效应，优先投向基础研究原创成果。通过建立“职业经理人”团队，绘制基础研究“科创图谱”，协助科研人员完善研究方向、对接行业产业。通过推动与高科技领域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构建企业需求牵引、科研创新驱动、人才培养协同推进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通过建设赋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创新平台，搭建“事业合伙人”团队，着力打造多元协同的转化平台集群，丰富和完善成果转化协同推进体系。
3.构建开放协同的合作体系
基础研究是全球性的科学事业，封闭等于自设围墙、自断臂膀。当前背景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挑战，国际科研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基础研究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必然趋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主动代表国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注重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联盟等，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化高水平合作，注重从全球吸纳前沿创新思想、汇聚高端创新资源、助力前沿创新突破，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5-29（2）.
[2]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N].人民日报，2026-05-01（1）.
[3]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求是，2023（15）.
[4]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N].人民日报，2021-04-20（1）.
[5]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12（2）.
（金力，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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