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大学作为重要的人才培养与知识创造场所，亟需在模式上进行转型创新，以更好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然而，学术界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界定尚不十分明晰，“新型研究型大学究竟新在何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质量如何保障？”“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如何发展？”等诸多问题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目前，现有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还较少，且主要聚焦在概念辨析、历史起源、经验借鉴和未来路径四个方面。学者们大都将新型研究型大学等同于新兴的研究型大学，强调其建立时间之“新”。但部分新兴的研究型大学也存在沿袭传统研究型大学发展模式的现象，并未实现真正的组织机制创新，顺应国家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本研究倾向于将新型研究型大学理解为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组织机制体制创新的高校，若部分传统高校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变革性或者渐进性体制机制创新，破解了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瓶颈，形成了新的研究型大学发展模式，也可将其称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此外，就已有文献来看，针对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质量保障的相关研究仍然少见。因此，延续笔者前期研究，本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将新型研究型大学看成一个复杂动态系统，从投入、过程、产出、环境支持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机制，以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界定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所提出的创新概念，在国际学界中，更多的使用“创新型/创业型研究大学”这一概念。因此，为了进一步理解新型研究型大学内涵，本研究对国际学界关于创业型大学、国内学界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和梳理。
（一）国际学界关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
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提出以及欧洲对大学通过联邦机构资助申请发明专利的鼓励，标志着大学向产业技术转移的开始，大学也逐渐从传统的教学和科研两大使命向社会服务这一第三使命迈进。1998年，Clark提出了创业型大学这一概念，由此，关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当前，国际社会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
一是创业型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角色演变。创业型大学的演进最初由Etzkowitz梳理，基于此，许多学者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内涵；Pugh等探讨了创业型大学的理念及其在不同地区和机构环境中的差异，认为创业型大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承担着支持者、引导者和推动者三个角色；Audretsch认为随着经济从物质资本驱动发展到知识驱动，再到创业驱动，大学在创业社会中的重点从增强创业资本和促进行为转至促进创业社会繁荣；Cai和Ahmad基于创新系统到创新生态系统的转变，提出了可持续创业型大学的概念，以更好描述大学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性质及社会角色。
二是聚焦影响创业型大学发展的核心要素。现有研究通常认为核心要素包括环境和内部两大要素，而环境又由正式和非正式因素组成，如多样化的资金基础、政策和技术、使命和目标、管理和治理以及文化等。内部要素则由资源和能力因素构成，如人力资本、商业资源、地位以及定位等。Guerrero和Urbano从制度理论出发，强调了创业型大学的环境因素和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这些因素间的作用会制约着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三是关注当前时代创业型大学的制度特征及其启示。Staniulyte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解释了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变的制度过程中存在的中微观层面的关系，探究大学内部因素，并提出相应激励措施；Guerrero等依据制度经济学和资源基础的观点，采用定性方法对欧洲两个地区（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创业型大学进行了比较，以期为其他地区大学的转型提供相关的组织实践和方法；Sam和Van Der Sijde回顾了三种欧洲高等教育模式，即洪堡模式、拿破仑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指出了大学转向创业型大学的可能路径。
四是建立创业型大学的指标体系并展开绩效评价。Gianiodis和Meek整合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逻辑，为解释创业教育与创业型大学内正式和非正式技术商业化过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提出了一系列绩效指标以评估创业型大学绩效；Wang运用基于优势的粗糙集方法（DRSA），提出了可应用于创业型大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创业型大学的绩效管理提供借鉴。
（二）国内学界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
为推动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国内许多学者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并聚焦于如下四点。
第一，解读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政策背景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熊庆年探讨了“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从政策议题演变为公共政策的过程，认为其是高校组织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整合优化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陈洪捷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角度，探究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原因；李志峰则探讨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逻辑。
第二，明确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特征。沈红认为“新”体现在十个方面：新世纪出生、新理念导航、新教师队伍、新学生养成、新内在形成、新外在优势、新竞争态势、新主体举办、新机制运作、新体制保障；王洪才解读的“新”体现在建校时间、学科配置、员工招聘、资金投入以及管理方式五方面；蔡三发则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不应等同于仅强调建立时间新的新兴研究型大学，而应拓宽到学科发展模式新、人才培养模式新、科技创新模式新以及社会服务模式新的转型中的传统研究型大学。
第三，借鉴其他国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经验以期得出重要特征及相应启示。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经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标准与共性特征，英国卡迪夫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研究型大学引领区域协同创新的经验，美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经验，英国卡迪夫大学科研管理体系的经验。
第四，立足国情，宏观和微观探索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变革之路及未来路径、应对举措以及未来发展道路以提供改革指向。宏观层面，李延保梳理研究型大学历史发展脉络，强调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服务区域经济；贾永堂从组织试验角度剖析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破与立；武建鑫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为创新驱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重塑基础研究模式、扎根中国大地等。微观层面，研究大都以西湖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为例，解构其师资队伍、办学体制、科研服务体制以及科学本土化体制等局部事项的发展改革。
（三）文献评述
综合目前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所开展的研究来看，由于国外聚焦的是创业型大学，其发展较早，研究相对成熟，聚焦的层面也会相对更微观些，常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或者其核心影响要素等。国内相关研究则受限于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起步较晚、典型案例较少等原因，当前主要侧重于宏观的组织变革层面，从整体政策视角出发探寻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及其可能发展路径。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探讨方面，当前国内大多研究所认为的“新”包含建校时间为新，未将正在改革转型中采用新机制新举措的传统研究型大学当成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观点仍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外，探寻未来发展路径方面，更多文献倾向以欧美研究型大学为范例探索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之路，这种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认识不足和本土化理论的缺失将制约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在学习国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如何坚守中国本土实践中好的做法，在“守正”的基础上开展组织创新并提供相应的质量保障策略是未来发展之路。
三、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
（一）发展动因
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既有来自全球知识社会发展的外因影响，也有国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求的内因驱动。
1. 全球知识社会发展需求。随着全球知识社会的发展，知识生产模式从最初的单一的、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1，逐渐转变成模式1、模式2、模式3长期并行发展的混合模式。这就意味着，大学要以协同共进的方式，整合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发展需求，与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积极搭建创新网络与知识集群，构建卓越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知识生产组织模式。当前，我国提出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学并且大力推进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发展、产学研融合等举措正是顺应了全球知识社会发展的趋势。
2. 国家发展亟需拔尖创新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原始创新水平，取决于我们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度。而拔尖创新人才的养成，必须来源于知识结构的创新和复合，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必要性愈发凸显。通过发展交叉学科来推动人才的创新培养，也是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初心之一。
（二）概念提出过程
2015年，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等七位学者向国家领导人提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由此提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而早在这之前，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志在组织突破与创新的研究型大学已纷纷建立。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事物的产生在中国是早于其概念提出。本研究认为不管是成立已久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新成立的研究型大学，如果相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发生了一定程度、局部的组织及其机制体制创新，我们都可界定其正向新型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都可能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者支持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生起了原始推动作用，政府资源的支持和后续拉动则加速了新型研究型大学整体教育体系的发展。
（三）发展现状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研究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既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西湖大学和福耀科技大学、东方理工大学等新兴或正在筹建的大学，也包括通过组织机制体制创新转型后具备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的传统研究型大学。
1. 新兴研究型大学。本研究认为新兴研究型大学的典型特点是起点高、注重基础科学研究、支持学科交叉融合，其“新兴特征”主要体现在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建设四方面。
师资队伍上，新兴研究型大学师资队伍具有年轻化、国际化等特点。新兴研究型大学面向全球聘请大量高层次人才，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以及西湖大学聘请的教师大多具有海外工作或者学习经历，并以青年科学家为主。中国科学院大学则依托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的优势，建立了强大的师资队伍（中国科学院院士239人、中国工程院院士40人）。
科学研究上，新兴研究型大学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布局前沿科学、建设先进的各级各类科研平台、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产学研融合。同时，在国际上发表了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承接了许多各级各类重点科研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逐渐增加。
人才培养上，新兴研究型大学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高考成绩为基础，积极探索新的录取机制，选拔优秀生源。依托科研平台优势，提出多学科交叉的培养模式，培养跨学科人才。积极与国内外著名高校搭建国际合作平台，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拓宽学生国际视野。
学科建设上，新兴研究型大学以理学、工学和医学为主，强调学科交叉，注重前沿学科。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全球新兴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并不断加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融合，突破传统的学科边界，不断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实现优势互补。
2. 传统研究型大学创新型机构的发展。面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依托基础研究深厚、学科完整、创新人才聚集等优势，联合政府和科技领军企业建立了一批创新型机构，推进产学研相融合，拓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途径。以上海张江科学城为例，张江科学城经过30年的发展，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之一，集聚了高水平创新机构，如李政道研究所、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等，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战略产业全国领先。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也加速在张江布局科研中心，如同济大学在张江创建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等。这些创新型机构通过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支撑的创新体系，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探索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道路。
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体制机制创新
为满足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本研究从系统科学论视角，探寻新型研究型大学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组织创新应“新”在何处。因此，界定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型”内涵，关键在于界定大学从传统研究型大学向新型研究型大学转型中所发生的组织机制体制变化。组织机制体制变化主要体现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三个方面。
（一）科研体制机制创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科研创新方面提倡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知识生产行为，以满足当前多种知识生产模式并行的知识社会发展需求。同时，它将更多强调面向基础研究、面向科学与技术问题的科研，以人类知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为科研创新的主要方向。在组织架构方面，它将打破原有的基于学科划分的科研体制，引入相应的跨学科/学科交叉机制，来实现跨学科、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实现跨学科科研制度化。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传统学科的学院架构之外，引入融合学科的枢纽（hub）架构这一机制，包括“社会枢纽（Society Hub）”“功能枢纽（Function Hub）”“信息枢纽（Information Hub）”“系统枢纽（System Hub）”等机制，与传统学院架构错位发展，相互促进，为校内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了机构平台。浙江大学海宁校区自成立以来明确表示不按学科属性设立学院机构，只建设学科交叉平台，也正是希望从组织架构上实现创新，为科研创新创造条件。
（二）教学体制机制创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教学创新将更加强调以教学学术推动教学发展，并开展多种跨学科、跨国别/文化、跨行业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科教融合、产教融合、高水平研究等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着力培养国家发展所亟需的拔尖创新人才。所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将具备一定的跨学科融通思维、跨国/文化融通视角、跨行业融通能力。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成立基于教学学术的教育科学学院，为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持和教师教学培训。浙江大学海宁校区的“全球课堂”则是为培养学生中西融通能力的一项机制创新。以“工程导论”课程为试点，支持来自中美合作院校的学生同一时间上课，自由混合完成小组研究与讨论，为学生提供了在地国际化的课程环境和跨文化的成长平台。上海科技大学则通过引入书院制，在学院架构之外设立上道书院、科道书院、大道书院等特色书院，为学生创造跨学科共同成长的平台。
（三）社会服务体制机制创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方面的组织创新将重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即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不再仅仅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还有引领与被引领关系。在服务辐射范围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将从传统的服务区域经济、国家需求，扩散至服务地区、国家、全球知识社会等多方位需求。同时，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成果转化、社会融资等多种形式，新型研究型大学将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大学建设，促进其自身可持续发展。以南方科技大学为例，它设立创新创业学院，并将其纳入学校技术转移体系，用以实现落地校企研发中心的职能，该学院已成为南科大支撑高校教师开展横向课题、服务区域发展的重要平台。浙江大学海宁校区针对人类发展、国际需求、社会热点和产业变革，设立了“器件及应用材料工程科学”“数据与信息科学”“能源、环境与可持续系统科学”三大交叉教育与科研平台，依托三大平台在实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满足产业变革需要和国家需求的同时，持续开展中美合作的交叉科研项目，致力于攻克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实现学校社会服务辐射范围从区域到国家到国际化的突破。
五、新型研究型大学组织创新的质量保障
要保障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创新，需要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投入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与质量文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指“通过设置合适的机制、程序和流程来保障所预期的教育成果能够得以实现”。在定义“质量保障”概念的同时，Harvey和Green也指出这里的“质量”应该理解为“满足机构使命或者成员预期（fitness for purpose）”，并且实现过程中零瑕疵（perfection）。因此，构建新型研究型大学教育体系，在界定了新型研究型大学教育体系的组织创新使命后，可从开放系统角度切入，从投入、过程、产出、环境支持四方面提出相应的机制、程序和流程来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一）投入质量保障
高质量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成果离不开高水平的教育资源投入，而高水平的教育资源投入离不开高水平的教育理念引领。除了保障所需的物资、设备、政策环境支持等投入到位，关键是引进接受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创新理念的人员，包括教师与学生，以实现新型研究型大学组织创新的顺利开展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录取教师方面，可重点考核教师是否具备教学学术的教学思想、可持续发展引领的科研目标、服务与引导并行的社会服务理念。在录取学生方面，可重点考查学生是否具备跨学科、跨行业、跨文化学习的潜力。
（二）过程质量保障
零瑕疵的过程质量保障需要全员参与的质量文化的构建和透明、公开的质量保障过程。第一，构建全员参与的质量文化，需要引进有共同发展愿景的人员（投入的质量保障），并且在人员引进后，通过培训、团建、公开讨论、内部会议等多种形式，允许所吸纳人员参与大学治理，不断强化组织创新的共同愿景。同时，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过程中，强调多样性，如线上线下教学结合、产教融合、社会融资等，鼓励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第二，构建清晰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跨学科合作研究形式、技术转移方式等流程与节点要求，促进其制度化发展。过程中还应重视学生与教师的反馈建议，并及时依据反馈建议，不断完善流程，实现质量保障过程的信息良性闭环。
（三）产出质量保障
产出方面保障主要以所产出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成果是否满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创新目标为依据，进行质量评价与提升。在教学方面，重点评价所培养的学生能否在一定领域有效开展创造性活动并能取得创造性成果；在科研方面，则评价所产出的科研成果是否具有经济效能且具有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在社会服务方面，则评价大学所服务范围是否已从区域扩大至全球。
（四）环境支持质量保障
环境的质量保障可分为内部质量环境和外部质量环境。内部环境支持的质量保障依赖于质量文化的构建，与保障息息相关。在外部质量环境支持方面，政策、经济、技术、法规等环境支持尤为重要。Levine指出，影响组织创新的成功与否有两大关键要素：一是组织创新与环境的兼容性，二是组织创新给环境带来的收益性。因此，从环境方面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提供保障，既要提升它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兼容性，也要提升其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带来的收益。例如，可以通过政策支持我国高校类型的多样性发展、开展高校分类评价，来提升环境兼容性；同时通过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整合多种社会资源办学来提升其收益性。
六、结语
在界定新型研究型大学时，不强调“建立时间新”，而是以“组织机制体制创新”作为依据。若新建立的大学仍然按照传统大学的组织模式办学，便不具备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征，传统研究型大学亦可通过组织创新转型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高质量教育体系组织创新包括学科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三方面，要保障组织创新，需要从投入、过程、产出以及环境支持四方面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保障机制。新型研究型大学教育体系是个持续开放的教育体系，需要更多元主体通过建立新兴大学、传统大学新机构、传统大学机构转型等多种形式共同实现高等教育的组织创新，为我国高等教育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多学科、多行业、多文化融通的，服务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知识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年4月4日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