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以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发放文凭、证书为主要任务，高等学校致力于为工作世界的运行在知识和技能层面提供人力资源储备，对于将学生培养或塑造成为“知识人”或“专业人”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关注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更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夸大了能力、努力与成功，教育、就业与薪酬之间的高相关性，导致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赢家通吃”或教育优绩主义的心态。“在受知识驱动的经济中，当劳动力的才干、技能和技术被看作是决定全球竞争能力的因素时，现代化派就把他们的政治信誉建立在开创高技能、高工资经济这一基础之上。”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趋于高度普及，那种植根于精英高等教育传统，将高等教育视为通往中产阶级阶梯的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面临失效，学历、文凭与工作业绩或生产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开始受到质疑，在部分国家高学历、低薪酬已经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残酷现实。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所造成的科技性失业也使得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面临中断。其结果，以学历或证书作为就业凭证的社会契约面临严峻挑战。日益稀少的就业机会成了学业竞争和社会冲突的焦点，而不再是将个人与劳动力市场/工作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基于此，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仅有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已不足以保障每个人的生活以及职业生涯的成功，高等教育需要超越现代化中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个人主义，基于新的社会契约重新思考其与工作世界的关系，及其之于个人成功和人生的意义。“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大学和大学中的教育工作者而言，提供清晰的‘路标’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即提供知识的背景信息和获取知识的指南，而非提供知识本身。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变成了塑造学生的分析技能和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在这个充满知识的世界中轻松地使用知识。”为应对工作和生活世界的可能变化，高等教育需要培养学生学会学习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其前瞻能力和未来素养；为保障人类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以高等教育为中心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在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中，资源以及薪酬的分配要能够反映人们对社会的切实贡献，而不只是市场价值，并确保每一个人经由充分的教育都可以享有体面的工作和有尊重的生活，而不能基于“赢家通吃”的原则，放任社会不平等扩大。
一、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面临失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力资本一直是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汇点。教育生产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在新的财富创造规则中，人力资源的质量被看作是国家在全球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之能力的一种关键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高等教育机会革命为基础，新自由主义的信条铸就了一种机会协议（opportunity bargain），它使人们相信“能力加努力等于成功”“学习等于赚钱”“高学历等于高薪酬”，国家的作用被局限于通过高等教育为人们创造机会，使人们在全球竞争中成为受青睐的劳动者。近年来，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于人力资本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愈来愈推崇，争议点主要是如何选择代理指标——是以受教育程度（年限）来代替人力资本还是直接测量认知技能。有证据表明，教育程度或受教育年数并不是知识的好的代理指标，认知技能的直接测量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工具，可以有效地在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关系。不过，这一研究假设赖以成立的前提仍然是人是生产者，基于提高人的知识技能可以开发新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思路有其合理性，但忽视了科技进步正在引发的数字泰勒主义，也忽视了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型的大趋势。“几千年来，带来相应收入的工作一直是我们社会和经济运转的核心。但是，就谁在工作、在何处进行工作、使用哪些机器进行工作，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机器完成工作而言，一切都在发生着难以置信的迅速变化。当前职业类型和工作模式的变化，特别是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颇具有革命性的意味。”当下，科技进步驱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基于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在增加对于尖端知识依赖的同时，却也在显著减少对于大众知识资本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专业工作岗位被自动化和高级人工智能技术所替代，劳动者经由高等教育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和认知技能逐渐失去了“资本”的属性，无法以“人力”或“人才”的形式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更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因科技性失业而导致中产阶级人力资本的严重过剩。基于此，“虽然教育和专业知识是好东西，但我们应该从过于强调‘技能高于一切’的状态中退一步。训练人们试图领先机器一步，这远远不够。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对我们的思维进行逆向塑造，也就是说，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技术，调动人们自己的力量从工作中创造真正的价值。”换言之，在智能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高等教育将无法再为了就业与技术竞赛，而只能利用智能技术为创造而教。
长期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和市场个人主义为主导的西式现代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发展的目标。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作为过程，西式的现代化是指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作为结果，现代化则意味现代社会有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若干特征。基于过程和结果的双重含义，所谓的现代社会或社会的现代化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指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的理想与现实条件和能力的一种耦合，即在某一历史时段人类向理想社会迈进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相对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是现代社会。当前世界各国都在以西式的现代化为原型推进各自的现代化，但又并非一样的现代化。除发展道路的不同，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内容也有差异，有的国家仍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另一些国家则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那么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移过程就是第二次现代化。”若以教育或知识的介入程度为参照，“第一阶段，工业化为主和知识化为辅阶段。第二阶段，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阶段。第三阶段，知识化为主阶段。建立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体制以适应知识时代的要求，并使创新性的知识社会渐具规模。”当前世界各国所处的现代化的阶段不同，发展的道路和主要任务也不同，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也同样如此。近年来，在那些发达国家出现的科技性失业以及人力资本过剩不能反映其他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但从历时性来看，这一现象却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变为“机会陷阱”的可能性。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基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当长时期内，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强化高等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生产仍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值得努力的方向，但无论如何高等教育绝非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落后既是经济发展欠佳的“因”也是其“果”。无论何时（第一次现代化或第二次现代化）高等教育本身都无法单独促进经济发展，相反，无论经济发展还是高等教育发展均需要以稳健的社会制度安排为前提。如果没有适宜的政治制度变革作为基础或前提，如果没有适度的经济发展成就提供的必要物质基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即便有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仍不足以保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质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一些欠发达国家一度将高等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寄希望于通过建立“发展型大学”培养专门人才和政治精英改善国家治理以促进国家发展。但事实证明，当国家的基础设施匮乏，当工作世界缺乏足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并不能保证广泛群体获益；昂贵的教育投入、低回报率，反倒导致了人才流失；若减少投入又不可避免地会使高等教育系统平庸化。结果就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欠发达国家有可能演化为恶性循环。事实证明，“成功的现代高科技经济体的关键是工业界、政府和大学的共同努力。”这也表明在经济发展上，高等教育并非独立的变量，其作用的发挥受与发展相关的其他变量的影响。高等教育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也会受到国家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反作用。
当前，虽然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型大学”计划已经破产，但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喧嚣中，“引领性大学”（Proactive University）和“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又成为时代的新宠儿，几乎所有国家都对高等教育发展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并将高等教育列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甚至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设施。究其根本，“强调通过教育而赢得机会，这种做法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吸引力，因为它不涉及劫‘富’济‘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对抗性竞争中，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成为各国政策竞争的焦点。在全球大学排名的“零和博弈”中，通过集中资源、重点建设以便在排行榜上击败对手，引发了大学与大学之间“对抗性”或“毁灭性”的竞争。那些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的鼓吹者认为，高等教育给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能够加入贤能主义竞争中，让所有人有机会获得新经济中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从而赢得想要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事实上，规模的不断扩张使得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趋于高度的普及化，导致受高等教育者从稀缺逐渐走向了过剩，而质量提升的压力则使得精英教育的体制愈来愈制度化，优绩主义在使少数人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将大多数人淘汰为失败者，预期中的文凭与就业、薪酬之间的机会协议无法或难以兑现。结果就是，“追求卓越的教育理想已不再关心平等问题，而高等教育——曾经被认为是基本的公共利益——基本上被简化成私有产品。大学越来越多地根据企业对技能、知识和证书的需要来定位。很少有人有兴趣把高等教育的教育学基础理解为具有深刻内涵的公民和政治工程，它能够提供发挥个人自主性的条件并追求解放和自由实践的集体目标。”为应对智能技术变革驱动的社会转型，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摆脱经济话语的束缚，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和市场个人主义的羁绊，以人文主义为指导，通过再现代化或建构新的社会契约，回归公共价值和共同利益。
二、工作世界迎来巨变时代
长期以来，政治和经济组织一直是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当前，随着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世界的游戏规则，模糊了国家与市场的传统边界，隐藏在网络背后的算法逐渐成为主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新技术提高了人们将知识型工作（knowledge work）转化为操作型知识（working knowledge）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作、管理性工作以及专业性工作可以实现标准化。”基于新的经济-技术发展范式，我们需要思考的不再是国家与市场间控制力量的平衡，而是“我们的生活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功能强大的数字系统的指引和控制，或者说在哪方面被指引和控制。”表面上，算法是人的创造，也受人的控制，但相较于政府与市场，算法的运行机制更加隐蔽，影响更为广泛，个体更加无法拒绝或逃避，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不同的算法所控制或决定；即便意识到了基于算法的力量的存在，可能也乐于被控制，很多人认为算法一视同仁，因为中立所以公平、公正。事实上，中立未必公平、公正，更何况根本没有中立的算法。每个算法都会有自己的偏好，也会带有算法设定者的个人偏好。“如果它对待每个人都一样，那么它就是公正的。这种理念源于普适性的启蒙思想，即在政治的公共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应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这一理想逐渐演变成一种当代信念，即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规则应该是公正的。那些不假思索地接受中立谬误的人倾向于认为，代码为正义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前景，因为代码可以施行不具人格的、客观的和不带感情色彩的规则。他们认为，代码没有激情、偏见和意识形态承诺，这些东西潜伏于每个不完美的人类心中。荒谬之处在于，中立并不总是等同于正义。像对待所有人一样对待弱势群体，实际上会复制、巩固甚至产生新的不公正。”在数字生活和工作世界中，抑或在数字社会中，不只是个人，政府和市场的正常运行亦需要仰赖算法的力量，当下离开了算法人类甚至无法共同生活。与20世纪的生存法则相比，21世纪的人类的工作与生活必须学会适应算法的规则。在算法主导的生活和工作世界里，我们需要接受并习惯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机制和数据主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虽然算法确定的秩序与规范并非唯一的真理，也并非绝对不可改变；但总体上，伴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人类社会逐渐被算法所主导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事实。面对这一既定的社会事实，只能是普通人的思维逐渐适应算法的规则，而不会是更改或废除算法以适应普通人的需要。究其根本，我们不可能使现代社会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停下来或发生逆转；数字化并不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影响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世界，而是其本身就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新形式。人类要继续生存和工作除了根据算法的规则重塑自己思维和生活方式之外，别无他途。
当然，现在一切都还在过程之中，数字化虽是确定的，但数字化的进程及结果如何尚不确定，人工智能技术也尚未从“弱”跃迁到“强”。某种意义上，当下正在数字化的社会仍然与工业化的社会相互嵌套或重叠，数字生活世界的未来仍然需要我们创造。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随着经济-技术范式的转型，部分率先完成数字化的新兴行业将趋于繁荣，但更多的传统行业将逐渐趋于冷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社会的不断加速，我们对于收入和地位的等级划分不是比以前更少了，而是更多；社会文化不是更加多元化，而是趋于两极分化；教育不是以人为本，而是趋于市场个人主义和优绩主义。“不客气地说，任何知识和技能，只要无法被测量，或被认定为与工作无关，就会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其结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了更多的专业人或知识劳动者，但真正有担当的社会精英、有原创性的科学精英依然相对匮乏。当下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一流大学建设仍在同步进行，然而，社会的转型和工作世界的急剧变化并未引起决策层和高等教育领导者的充分关注。“现在的政府往往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趋势，还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制造就业机会’、塑造特定的劳动力、调节劳动力市场。而实际上，长远来说，必然是徒劳无功，因为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政府的短期努力可以左右的程度。”在摩擦性和结构性技术失业的大潮下，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提高的大学排名是否能够造就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社会的加速变化，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无疑已经落后了。“大学承认自身需要变革，然而却不愿意做出任何改变。”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朝向的仍然是不断提高学历层次和学位等级，并重点建设以排名为标识的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当下数字科技驱动的数字经济和工作世界的变化趋势则是去技能化。“后工业经济虽然具有那种史无前例地扩大人类自由、发展人类技能和才能的潜力，却在极大地浪费人类的才能，创立一种无保障的文化，并且在制造社会不平等。”换言之，当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沿袭旧的模式，仍然在将学历、学位作为与工作世界对接的凭证，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已不再是以学历、学位为标识的人才或人力资本，而是可以带来富有创造性和创新力的横向素养。以美国为例，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大约35%的美国劳动力和37%的年轻人拥有学士学位；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调查，只有不到20%的工作岗位需要学士学位。劳工统计局预测：到2026年，至少64%的岗位并不需要超过高中的文凭，而只有25%的岗位可能需要大学本科学位。
面对社会转型和工作世界加速变化，高等教育自身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社会变了，教育也需要变。“教育改革不是单单的‘改善’教育，而是需要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方能应对社会变化的挑战。教育改革的目的，也不是狭义地为了经济发展，或者所谓‘培养人才’，而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在知识社会中健康地工作和生活。”作为人类的共同利益，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为人类创造美好社会、建构新的契约，而不是作为位置商品，重复旧的发展模式。近年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知识社会的来临增加了高等教育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也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在知识经济中，雇主们通常只希望员工为个人利益而谈判，而不是为了共同目标进行集体谈判。”与传统的以实业为主体的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相比，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更趋于全球化，也更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规定性。然而，在基于知识和创新的发展范式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工作地点和就业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将更加灵活。随着工作性质和就业方式的变化，“有偿雇佣”与“自我雇佣”“就业”和“创业”的边界更加模糊。“在后工业社会里，有偿工作不能成为决定谁得到什么的唯一方式。个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其中涉及的东西常常比他们劳动的市场价值要多得多。减少社会不平等，将牵涉褒奖那些扩大了他人的发展潜力的人，而不论他们在家中、团体和学校之内，还是在工作场所。”在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工作世界里，随着地理边界的被超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外包”的方式进行。高科技产业价值链中部分工作的“外包”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每一个人要得到这些并非光鲜的工作将要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外包”面向的是全球劳动力市场，而不是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全世界教育可以为一个国家提供潜在的劳动力，教育在本质上更具国际性，并且从根本上讲不再仅仅是本国事务。”人力资本的“全球拍卖”将进一步凸显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中的优绩主义，为应对挑战，政府也将更倾向于用竞争性或对抗性的而非包容性的方式来描述高等教育质量的优劣，愈来愈多的有条件的家庭和有创新力的人也将尽可能地从全球范围内来寻找那些更高质量、更具知名度的大学来替代本土的高等教育机构，以使自己或自己的孩子能够配得上一份好工作或高薪酬。随着更多精英大学的学历和学位证书涌入各级劳动力市场，光鲜工作的全球性争夺也将更加激烈。在优绩主义驱动下，受光鲜工作稀缺性的硬约束，工作世界中精英群体的“竞优”和非精英群体的“竞次”将把受高等教育者分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或阶层。最终，伴随学业精英在光鲜工作上的全面胜出，那些天赋较为一般或在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下层的受高等教育者将不得不从事与其学历不匹配的工作，在过度教育和工作错配的夹击下面临更大的就业和生活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基于对效率或绩效的崇拜，那些可以为少数人带来巨额利润的工作的价值被市场严重夸大，而那些对供需双方都具有内在价值，但无法创造GDP的工作的价值则会被社会严重低估，甚至被忽略。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工业社会中通常将高等教育与工作分割开来，在参加工作之前个人要连续接受教育以储备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当达到某种工作岗位的学历学位要求、参加工作之后，通常就不再中断工作去接受学校教育，很多人终其一生从事一种工作，通过专业化和资格化来保证或完成人力资本的生产和积累。这种模式背后潜在的假设就是，高等教育是为工作做准备，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层次和类型决定了或奠定了其可能从事的工作的层次和类型。一旦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准备，高等教育的任务就结束了。工业社会中虽然也有对于终身教育的倡导或建议，但受工业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终身教育体系无法真正建立。终身教育更多地停留在学术理论、教育理念或政策口号的阶段，而无法实质性推进。究其根本，工业社会中教育与工作世界是相互隔离的，教育和工作本身强调连续性、排斥非连续性。然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中终结性教育将被终结，连续性工作也将不再可能一直连续，教育与工作将相互交织、螺旋式上升。接受高等教育将不再只是为工作做准备，一个人如果没有参加过工作或许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何种教育。为了适应知识和创新驱动的经济的快速变化和加速发展，人们需要在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之间不断往返，通常会受过一段专业教育之后去从事某种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去接受同一专业或不同专业的教育，然后再去继续原来的工作或尝试不同的新工作。为适应工作世界的这种变化，知识社会中的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不能再一味地在学位等级上沿着某一专业不断地进行纵向的攀登，而要更多地进行不同专业知识的融合，尝试在学习内容上不断地在横向上进行拓展，以尽可能彰显自身的才能或天赋；学习的目的也将不再只是为了更高等级的文凭或证书，而是进一步激发或释放自身的潜力。
三、打造新的社会契约
无论基于法律还是基于文化传统，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都必然基于某种社会契约。没有契约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一个人的贫穷或富有不可避免地会受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但我们很少会想到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更大因素是我们所在的国家、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的主流社会观念、统领经济和政治的体制机制以及纯粹的机会随机性，正是这些因素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类型以及机会结构。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契约基于个人理性和国家建构，是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人与政府、社会在教育、工作、健康、养老等问题上达成了某些默认的机会协议。譬如，根据教育的工厂模型，高智商的人可以胜任“困难”的学术性科目并获得高等文凭，可以成功地从事专业/管理工作；低智商的人只能学习“容易”的实用性科目以获得低等文凭，只能从事半/非技术性工作/失业。这样的机会协议为个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预期，也保障了现代社会的有序运行；但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原有的社会契约必须更新。在再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经济-技术发展范式的变化，旧的社会契约背后的不公平性和狭隘性日益凸显。在科技性失业的巨大压力下，为避免技术创新带来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同时也为应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我们必须以全球/人类共同利益为切入点，建构新的社会契约，以尽可能消弭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种族、性别、阶层之间的分歧与对立。新的机会协议不能够再局限于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扩大，而是需要把经济活动与生活质量联系起来，这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既关系到我们如何思考人们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也涉及人们如何分享经济上的繁荣。在新的契约中，高等教育改革不能仅仅成为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手段，同样，经济竞争力也不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
由于社会契约事关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决定我们对于彼此应负的期望和义务，新社会契约的建构需要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认可，并获得民族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当然，这种认可不能只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更重要的是要有以协商民主为基础的文化认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如何建构新的社会契约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同国家、社会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会有不同的达成共识的机制。但无论如何达成，社会契约必须被嵌入社会价值观并反映社会价值观，生活在同一社会契约下的人对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有基本的共识。因为社会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一种默会协议。在过去，旧的社会契约通常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法律或文化规范的方式调节各社会成员的行为，以保障社会秩序正常运转以及社会结构的稳定。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凸显，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我们的社会契约已被技术变革和人口变化压垮。这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风险都开始由个人承担。我们越来越生活在‘只能靠自己’的社会中。在许多地区，由个人承担风险不只是存在不平等的问题，其效率和生产力也远低于由全社会共担风险时的情况。”为应对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基于全球共同利益建构新的社会契约，并基于共同利益重新调整我们对于彼此应负的责任或义务。在构建新的社会契约过程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社会都把教育当成其社会契约的核心部分。”某种意义上，新的社会契约能否达成并付诸实施主要就取决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否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并给出科学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就是旧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面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高等教育自身首先要转型。没有高等教育的转型，我们无法建构新的社会契约。近几十年来，受新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教育体系向人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短期的特权和舒适比长期的可持续性更重要。这些观念强调个人成功、国家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价值，不利于我们团结协作，理解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关怀彼此与地球。”在新的社会契约下，高等教育机构要澄清属于共同利益并为了共同利益的宗旨，致力于通过根本的变革为成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而努力，并致力于教育和培养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人。基于对好教育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公立教育和大学教育的首要议题应该是民主价值而不是商业价值。”除高等教育要为建构新的社会契约贡献力量，我们还必须考虑建构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更加公正地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现代社会中，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学校教育是一个人通往工作世界的必由之路。如果围绕高等教育的社会契约有失公平或显失公平，那么就无法“确保公正与和平的多元社会”，更无法保证“一个健康的地球以及共同的进步惠及所有人”。基于此，我们必须转变新自由主义强加给高等教育的市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必须通过高等教育让我们的学生、教师以及全社会的所有人从人文主义的视角重新思考与他人以及环境的关系。高等教育绝不应也不能只是通过“争上游”的筛选，让极少部分人成为特权或精英阶层，而是应成为社会有机团结的“黏合剂”。
遗憾的是，现代化实践中新自由主义推崇工具挂帅，“人，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被归结为一种‘资源’；而作为使用过程的一部分，则被归结为‘消费者’！其余只是旁枝末节，只是些噪声，甚而只是奢侈。”其结果，以竞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企业化治理正在摧毁世界各地以工作权利、财富分配、风险保障和机会均等为核心的社会契约，加剧社会的对立。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新冠疫情等使得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愈来愈趋于全球化；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又使得逆全球化成为一种危险的社会思潮，严重阻碍全球性协议达成，导致全球共同利益有陷入“公地悲剧”的风险。更关键的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技术和制度霸权的存在，少数富裕国家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获得了数字经济的红利，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由于数字技术鸿沟的阻隔，很难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球财富高度集中，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正在破坏我们社会的凝聚力。”基于此，打造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确保代际的公平，还要以共同利益为理念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逐渐消除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鸿沟。在此过程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
长久以来，高等教育一直遵循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范式，忽视了第二次现代化与第一次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物质生产扩大物质生活空间，满足人类物质追求和经济安全的需要；社会发展具有工业化趋同的倾向，工业化大生产是工业社会的生产特征。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知识和信息生产扩大精神生活空间，满足人类幸福追求和自我表现的需要；物质生活质量可能趋同，但精神和文化生活将高度多样化，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是知识社会的动力源泉。”为建构新的社会契约，高等教育需要通过第二次现代化或再现代化朝向一种崭新的生态导向的发展范式迈进，实行这种教育方式的基础是理解我们能够重新平衡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能够认识地球上相互依存的系统及其局限性。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精英模式的高选拔性降低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就业市场上优绩主义的价值观造成甚至加剧了精英阶层与大众的对立。“这种机会陷阱反映了教育、就业与报酬之间的这种英才教育联系正在断裂。这种断裂的情形不可能通过进一步投资于人力资本而得到解决，因为就业市场不可能再承受社会期望之重，尤其是当出现了一种以中产阶级工作为标的物的国际竞标战时。因此，任何想要将繁荣与正义重新连接起来的企图将只能是依靠于一种新的机遇了。”未来为打造新的社会契约，高等教育系统不但要通过再现代化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要以先进的理念引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可持续的生态导向的发展范式为指引，在打造新的社会契约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系统的再现代化既要能够促进碳中和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建设，又要能够通过“绿色技能”教育为学生在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中的工作赋能。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年4月13日，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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