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回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受到国家和地方愈来愈多的重视。研究型大学共同的核心要素是研究性。通过案例研究和文本编码分析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要素特征包括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锚定特定科学研究领域并开展有组织科研、着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不忘初心、遵循规律，突出体现在守正创新，包括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国之重器”的作用，创新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要素特征所体现的错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改革的方向，最终这两类研究型大学发展将“殊途同归”，并成为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样态。
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要素特征；可持续发展；守正创新
一、问题提出及概念辨析
（一）问题提出
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满足民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需求以及完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大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在我国兴起已有十余年。而“新型研究型大学”首次作为官方话语正式提出，是在2020年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之后，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优势学科”。这里“加快建设”的研究型大学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以下简称传统研究型大学）外，自然也包括新型研究型大学；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又可看作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新领域新赛道”。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至今始终得到了来自国家政策层面的鼓励和支持。从最早的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到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我国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一直在路上。近些年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随着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传统研究型大学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时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主要涉及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管理体制、学科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相适应、难以满足的问题，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则针对上述方面着力做出一些改变、突破和创新，以更好地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战略难题和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也期待新型研究型大学能通过其办学定位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学科结构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另外一种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新样式以供选择。本研究在对“新型研究型大学”与“新兴研究型大学”两概念进行简要辨析的基础上，探讨研究型大学共同的核心要素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要素特征，进而阐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路向、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发展路径和未来研究型大学的新样态。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与“新兴研究型大学”的概念辨析
近十年来，与新型研究型大学前后出现的相关概念或提法有研究型大学、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兴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未来研究型大学等。尤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和新兴研究型大学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需要加以辨析。
过去几十年间，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资源充足的新形态大学，这些大学以其崭新的办学理念追求学术卓越，助力国家具体目标的达成。对于这些新形态大学，国内外的提法或定义有所差异：国外学者通常将其定义为新兴研究型大学（Accelerated Research Universities/Start-up Research Universities），代表院校如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欧林工学院、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卢森堡大学等；国内学者将其定义为新型研究型大学（New Research University），所指的主要是国内以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西湖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为代表的这些新形态大学。这就有必要厘清国内外这两类大学在本质上是不是同一种事物，二者之间有何区别或联系。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新兴”指的是最近兴起的，也就是最近出现的、处在生长或发展时期的，这主要是一种从时间维度上的界定。对应地，新兴研究型大学就指的是最近兴起的、最近出现的、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型大学，这种研究型大学可以是新近创立的传统研究型大学，也可以是新近出现的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有着不同要素特征的研究型大学。而“新型”指的是新类型的以及新式的，尽管“新型”的新也有时间维度上的意涵，但主要还是类型维度层面的界定，类型就意味着在事物的构成要素上存在某些不同。相应地，新型研究型大学指的就是一批崭新的研究型大学，这批崭新的研究型大学在某些构成要素上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存在某些不同，也就是具有了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时代特征。
值得提及的是，无论是新兴研究型大学还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其本质都是研究型大学，二者作为研究型大学固有的本质则是共通的。显然，“最近兴起的或最近出现”的研究型大学未必都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有可能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新近”出现而已。由此可见，新兴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究型大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兴研究型大学并不意味着都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但在中国语境下新型研究型大学一定是新兴研究型大学。
二、研究型大学的核心要素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要素特征
（一）研究型大学的核心要素
不论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还是新兴研究型大学，抑或是传统研究型大学，它们首先都是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其主要表征可包括：一是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居于“龙头”地位，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二是肩负着培养高素质研究型创新人才尤其是研究型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三是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最为紧密的结合点，是知识生产和创新以及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因而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依托。
从以上表征可见，研究型大学共同的核心要素可归之为研究性，并体现在大学的各项职能上。如研究型大学更加注重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和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以及教学与科研的深度融合，更加注重通过科技创新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也具有其时代特征。如研究型大学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初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当时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并据此创办了柏林大学，这便是研究型大学的雏形与源头，尽管当时的洪堡并没有明确研究型大学这一提法。而正是遵循这一办学理念，柏林大学一举成为“世界现代大学的楷模”，德国也一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创建于1876年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则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第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该大学的研究性主要体现在专注于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以及鼓励良好的研究风气上，其首任校长吉尔曼曾在他的就职典礼上言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目标是“鼓励研究……以及学者个人的进步，通过学者自身卓越的才华推动他们追求的科学和社会进步”；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批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与新兴科技企业相结合的研究型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科技变革催生了一批多元化的新形态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通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来提升国家竞争力。
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其研究性反映在大学职能上并不一致。例如在早期的洪堡时代，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对纯科学研究的关注和强调，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洪堡对科学的诠释，即大学所追求的科学主要指纯粹理性的科学，其使命在于发现科学真理，并不是直接满足社会发展所需的各项需求。在洪堡看来，大学追求这种纯粹科学也是实现社会价值的方式之一。对此，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颇富哲理的话：“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洪堡关于科学的诠释的影响下，当时柏林大学对社会现实需求的直接回应必然是有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厘定了大学和社会的边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洪堡的思想在柏林大学占主导地位，但在柏林大学以后的办学实践中并没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得到完全贯彻。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恐怕与洪堡本身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有直接关系，他一方面从振兴国家和复兴民族的角度来建设柏林大学，另一方面却在实际中漠视国家工业化进程对大学的现实需求，这势必会造成其大学理念与大学实践的联结障碍，以致大学实践对其大学理念的抗拒。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以德国柏林大学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传统研究型大学处在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专注于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这种致力于新的科学发现，重视知识增长本身的使命和范式使得研究型大学忽视了所产出知识的社会价值，对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和知识生产环境变化不够敏感，对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缺乏关注，没有意识到主动与工业企业界合作的重要意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人类社会进步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社会需求倒逼传统研究型大学进行范式转型和使命重置。于是，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批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与新兴科技企业相结合的研究型大学，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批追求办学理念卓越、助力国家具体目标达成的新形态研究型大学。前后出现的这两批研究型大学都注重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并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铸就了自身的辉煌。可以说，这一类新形态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恰逢其时。
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家阿什比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新型研究型大学也不例外。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产生动因，国内学术界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二是社会变革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三是强制性制度和致诱性制度的变迁。应当说，这三种动因说都有其道理，或者均为其动因之一。而且它们既可被视为阿什比所说的大学外部的环境要素，也关涉大学的内部因素。显然，这更多的是与大学遗传因素相关。从遗传这一因素来看，不论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如何被外部环境所催生，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它是研究型大学的时代产物，是一种新兴的研究型大学，所以其自然而然就应继承和拥有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这一核心要素。也就是说，新型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一种自我迭代，是从传统研究型大学已有的基因上生长出的一种大学模式，但它又不是研究型大学的简单延伸，而是具有研究型大学的时代特征，呈现出与传统研究型大学某些不同的要素特征，这些要素特征也反映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质”。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要素特征
为了归纳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要素特征，本研究将进行案例研究，即在现实情境下回答“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要素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所谓案例研究，一般包括描述性案例研究、探索性案例研究、解释性案例研究三种类型。其中，描述性案例研究指的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以此来客观呈现研究对象的特征和规律。因此，本研究适合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开展描述性案例研究。内容分析法则是描述性案例研究常用的方法之一，它以相对规范的编码方式提取资料内容，并将资料内容有序表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和偏颇性。具体来说，本研究的内容分析主要按以下过程进行。
一是选取研究案例。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提法是我国在最近十几年一批新形态研究型大学产生之后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因此案例的选择范围限定在国内。在综合考虑研究案例典型性、资料收集可行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最终选取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以及西湖大学这三所具有代表性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案例。三所案例高校办学主体迥异，办学特色明显，最早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由深圳市政府办学，理事会治理，已有14年的办学历史；上海科技大学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办学，校务委员会治理，已有11年的办学历史；西湖大学由西湖教育基金会办学，董事会治理，已有6年的办学历史。三所案例高校都是“从零到一”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典例，且形成了一定的办学规模，人才培养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反响较好，与之相关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案例的分析资料来自三所院校的官网信息，如学校愿景、规章制度、人才培养方案等，以及与三所案例高校相关的新闻报道，在此基础上搭建案例数据库。
二是确定分析单元。确定分析单元指的是研究者通过阅读案例数据库中的全部文本资料，将其按照能够展示特定意义的语句段落划分并予以呈现。本研究的案例材料均为文本内容，故将最小分析单元定为单个文本语句。
三是设定要素类属。在阅读相关文献和书籍的基础上，本研究考虑将案例院校的分析框架设定为体制机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四个类属。原因在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型”主要是一种范式的变革，也就是需要回应制度层面的改革，这就必然涉及体制机制的问题；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这一主体的重要使命所在。因此，选择上述四个要素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要素特征的分析类属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是完成编码过程。首先，根据所确定的分析单元使用质性研究中的编码技术，借助MAXQDA 24工具将案例数据库中的文本语句逐一“标签化”，初步形成编码条目。其次，将编码条目的结果进行二次整理，通过反复阅读编码条目的内容，厘清各个编码条目之间的类属关系，并将其纳入对应的类属中。最后，待全部编码条目分类完毕后，对各个类属的编码条目进行梳理，归纳出该类属下的主要维度，并提炼出该类属的特征。
编码结束后，本研究形成了由4个要素类属以及12个主要维度构成的编码表。（见表1）根据内容分析的结果，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要素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突破传统发展模式，践行体制机制创新。大学治理模式决定着高校的发展。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模式始终以行政为主导，不利于大学灵活应对外部环境和社会需求带来的变化，主动与工业企业界合作的意识不强，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之间存在创新断层。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力图克服传统研究型大学体制机制复杂的弊端，尤其是在治理模式方面做出了创新举措。案例中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由理事会、董事会、校务委员会等治理学校内外部各项事务，教授会扮演咨询与配合的角色，这样的决策机制保障了大学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快速应对。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第一个要素特征可以归纳为突破传统发展模式，践行体制机制创新。
具体来看，西湖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代表多方群体的意志，科学决策学校重大事项，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社会需求和学校发展有机结合。顾问委员会从国际国内双重维度，为学校提供宝贵的咨询建议。以“教授治学、行政理校，学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为核心的内部治理体系，将学术权力交给教授，将行政事务交付职员，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尽可能地让科学家把更多的时间投入育人和科研中。南方科技大学则采取了理事会治理机制。理事会成员由政府、学校和社会三方按一定比例构成，定期开会，讨论决定有关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理事会承担了政府作为出资人对学校的管理角色。上海科技大学的治理主体是校务委员会，以校务委员会引领学校发展航向，以教授委员会保障学术民主。
不同的治理主体面对大学外部环境变化时做出的反应也不同。董事会、理事会、校务委员会代表了政府、捐赠人、科教界以及师生群体的多方意志，这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体制机制或将更适应新时代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使命。而且，这种尝试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深刻践行体制机制变革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或将成为引领社会进步、创新知识生产、输出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机构。
2. 锚定特定科研领域，开展有组织的科研。阿特巴赫等曾借助“利基企业”的提法引申出了“利基高校”的概念，指的是在特定的研究领域开展研究的，或者为了满足特定的战略需求而出现的，通常规模较小但非常具有科研优势和人才培养优势的一类高校。实际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承担着这样一个角色的利基高校。案例中的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均遵循小而精的战略定位，致力于补齐传统研究型大学由于体制机制复杂而难以在短期内做出改革回应社会变革和国家战略带来的挑战的短板，力求在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方面有所突破，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创新动力。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第二个要素特征可归纳为锚定特定科研领域，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对于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国家早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加以导向和支持。如教育部在2022年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中就曾明确指出“高校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有组织科研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新型研究型大学围绕前述特定研究领域建设了一批国家级、省级、市级以及校级科研平台，这些科研平台配备了先进的科研装置，开展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充分利用各方面的优势和特色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如南方科技大学借助三个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以及冷冻电镜中心这一重大基础科学设施公共平台，共同支撑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华南地区在生物医药、精准医学、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升级。上海科技大学与张江实验室、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大科学设施融为一体，以提升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创新能力。西湖大学设立了国家级平台、省重点实验室、省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人才培养、战略规划于一体，致力于以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催生未来产业。可以说，这种大科学装置既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实体支撑平台，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跨学科组织进行有组织科研的一种尝试和突破。
为了更好地服务有组织科研，许多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对科研制度和基层学术组织进行了创新。众所周知，重大战略难题的攻克和特定前沿领域的探索并非某个单一学科或某个科学家能独立完成，而是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团队合作。因此，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国际一流高校常用的独立首席研究员制度，旨在激发教师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每一位被引进的教师拥有较大的学术自由，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专长确定研究方向，独立组建团队，在前沿领域自由探索。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强调传统科学学科相互融合的多学科性合作性布局，正在建设或已经建成鼓励跨学科教学、学习和科研活动的全新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确保大范围跨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设施。
3.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国家的进步离不开高精尖科技，而人才是科学技术研发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价值导向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但目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仍旧存在着“课程设置与实践不相匹配，课程内容未能及时跟上现实产业需求的步伐，所培养人才的创新实践能力不强、社会责任感不足”的问题，服务国家战略这一基本价值诉求无法得到满足。而案例中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其学校概况或愿景中明确指出要“快速建设成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拔尖人才”，“培养最优秀的青年拔尖创新人才、青年科学家”，并围绕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第三个要素特征可归纳为着力培养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很好回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
具体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以弥补传统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短板，为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挑战储备高层次人力资源。上述培养目标的实现不是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某个具体环节进行修补和完善，而是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进行自上而下的一整套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改革和创新。
与传统研究型大学以往通过高考的单一路径选拔人才方式不同，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是在统一高考的大框架下采用综合评价、多元选择、自主选才、择优录取的新机制来筛选（甚至是提前筛选）具备拔尖创新潜能的学生，在人才培养的入口端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将有限的宝贵资源用在最有可能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学生身上。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招生采用了“631”模式，学生高考成绩占综合评价的60%，这是对高考制度作为主导的遵从；学校自主命题考试成绩占综合评价的30%，体现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学生的综合面试表现占10%，是对“一考定终身”的回应。上海科技大学则要求理工科基础扎实的学生在高考前一月提前报名参加“校园开放日”活动，从多种维度评估学生在科学创新、批判思维、人文素养、沟通协作以及社会责任感方面的综合素质，待高考成绩揭晓后，将其与“校园开放日”成绩结合，共同作为录取的参考依据。西湖大学则将招生对象提前至高二年级，学生需在高考前后参加西湖大学举办的考查考生的数理化水平和英语能力的初试以及考察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复试，最后择优录取。
每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具体举措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呈现出了宽口径、小规模、因材施教、扎实基础、兴趣先导、学科交叉、国际化、通专结合、寓教于研这些特点。如南方科技大学从首届学生开始，进行通识大类培养，第三年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根据学生兴趣自由选专业，这一举措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兴趣，给学生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本科生培养上突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培养注重结合重大科学设施和重大科研项目，科教融合。西湖大学启动小规模的本科生“创新班”试点，尤其注重因材施教，引导学生发掘自身潜能，为本博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支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新型研究型大学还着力建立一支国际化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上海科技大学超过80%的常任教授具有五年以上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南方科技大学90%的教学科研型教师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验，而西湖大学更是有92%的教师来自国外顶尖高校，一流的师资能够使学生较早开拓国际化视野，熟悉国际化思维方式以及为未来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做好准备。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拥有比传统研究型大学更低的生师比。根据官方公开的数据进行大致估算，可以发现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以及西湖大学的生师比分别约为11∶1、6∶1、6∶1，远低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18∶1，这种较低的生师比也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师生互动提供了充分保障。
4.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优质社会服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当今科创时代世界各国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关键指标，更是衡量一所高校科研产出和社会贡献的重要标准。根据编码资料显示，案例中的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周边都集聚了一批新兴科技企业，形成了科产教融合的新兴科技产业集群，这种大学与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也为科产教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助于高校科技成果的转移、孵化和落地。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第四个要素特征可以归纳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优质社会服务。
具体来看，南方科技大学所在的深圳南山区周边拥有南山智园、智谷等一批新兴科创企业集聚地，通过南科大优势学科与市场发展需求的紧密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和互惠共赢，推动科技创新，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双方可持续发展。上海科技大学地处浦东新区和张江工业园区，建校十年来孵化了40多家企业以推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据2023年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显示：上海科技大学2021年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亿元以上合同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在全国1478家高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排名中位居第三，这些亮眼的成果表明了上海科技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的优异表现。上海科技大学连续数年实现了有限资金投入的高效产出，彰显了其在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上的强大实力。西湖大学所在的杭州则聚集了一批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等领域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学校凭借灵活的体制机制，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搭建了具有西湖特色的双螺旋架构服务体系，为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提供全方位、全流程、全周期的专业服务，全面支持掌握核心技术的项目落地转化。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传统研究型大学“研究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现实情境中的特定需求，强调科技成果服务社会的理念，期冀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改善社会福祉，努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从该角度来看，创建新型研究型大学或可被视为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更好结合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路向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回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因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了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受到国家和地方愈来愈多的重视，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应如何避免“昙花一现”的现象，或是如何走出“新瓶装旧酒”的窠臼。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切实践行自身产生的动因与目的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趋势和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方向，其核心是不忘初心、遵循规律，突出体现在守正创新。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践行其产生动因，这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和存在的理由。脱离了初心，新型研究型大学就失去了“新型”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由兴到衰也就不可避免。而遵循规律对任何事物的良性发展都十分重要，也是事物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而言，遵循规律尤其重要，因为其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遵循现有规律，更需要探索和发现新规律，这就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须守正与创新。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守正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守正，指的是要守其作为研究型大学共同的“研究性”之正，而且其“研究性”有了新质的成分，也就是一种新质的“研究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国之重器”的作用，立足世界科技前沿，在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领域发挥“领头羊”作用，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以科技重大创新，特别是攻克“从0到1”的科技难题、解决国家“卡脖子”核心问题为己任，在物质科学、生物技术前沿领域、人工智能以及集成电路等尖端领域展开研究，为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二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水平研究型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同时注重培养具有多学科、跨学科背景的顶尖复合型创新人才，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质“研究性”为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指的是要创“学科交叉融合、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之新。这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学科交叉融合和战略性新兴学科的创生与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在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具体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举措来培养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进而提升科技领域内的颠覆性创新水平，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创新动能，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创新动力。二是与交叉学科和战略性新兴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探索构建跨学科、超学科的学术组织架构，为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可行的组织环境。在这一点上，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较好的实践，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打破常规，创新性地组建了功能、信息、系统和社会四个枢纽（hub），每个枢纽均有多个以新兴领域为研究方向和重点的学域（thrust）。这里的“枢纽和学域”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传统院校中“学院和系”的关系，而是一种致力于打破学科间壁垒及界限的动态学术组织架构，目的是积极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以发挥协同效应。类似的探索国外院校也有，如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围绕四个支柱（pillar）产业和两个集群（cluster）提供跨学科课程，旨在培养能够应对未来变革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实际上，对于探索和重构学科架构之类的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给予支持。如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指出，“优化以学科为基础的建设模式，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不拘泥于一级学科，允许部分高校按领域和方向开展学科建设。”从学科结构体系来看，这里的不拘泥于一级学科，涉及向上和向下两个维度：向上维度意味着跨越一级学科边界，走向学科间交叉融合的一种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关系；向下维度意味着一级学科内部的结构重构，这种重构同样也是通过交叉融合来实现，即以一级学科的某个二级学科（领域或方向）为建设主体，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
值得提及的是，早在2011年的《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调整和颁布后，高校学科建设便由二级学科转向以一级学科为主导。2022年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继续沿用了2011版目录中的以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为基本单位的分类框架。一流学科建设主要集中在一级学科层面，给予二级学科（领域/方向）的空间相对有限。虽然出于学科综合和交叉融合的考虑，一流学科建设主要定位于一级学科有其合理性，但是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及学科分化的发展趋势，相对稳定的二级学科仍然是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说，“按领域方向”的学科建设意味着二级学科以一种隐性方式从“退场”状态过渡到“返场”。这也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构建跨学科、超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良好契机。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型”即“新质”，而新质就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发展，即选择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并不完全相同的发展定位和道路。不管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产生动因如何，它们无一不体现这种错位发展，而且这种错位发展是研究型大学多样化发展的体现，是整个研究型大学群体（或部落）的活力所在，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众所周知，错位发展需要着眼于扬长避短（或补短）。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长”在于：一是人才培养起点高，小而精，集中全部资源重点发展高水平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二是关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过程中的特定需求，聚焦特定科技前沿和重大战略研究；三是办学时间相对较短，不存在历史包袱，各方面尚未定型，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大胆改革基层学术组织结构，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的藩篱，为培养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制度环境；四是其学科设置与新兴产业密切相关，从市场需求和技术转化中挖掘研究问题，致力于弥合我国创新断层的问题；五是推动科学研究与产业转化之间的深度对接和全面融合，构建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新生态。相较于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短”在于其学科主要集中在有限的理工类学科，学术生态较为单一，办学历史短，人才培养经验有待积累，经费来源不稳定等。因此，错位发展就是要扬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长，尽量去避新型研究型大学某些之短，并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在可能的条件下去补新型研究型大学之短。
另外，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而言，其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这类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同样需要扬长补短以守正创新，即扬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之长以守正。而补传统研究型大学之短需创新，因为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相比，传统研究型大学之短在于机构体量较大，体制机制复杂，院系结构相对封闭，科学范式常规单一，与产业结合不够紧密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长为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方向。总之，扬长补短也可以作为传统研究型大学应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策略之一。
实际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错位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趋势，也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改革发展的方向。从长远来看，今天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固守“研究性”这一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将向着这一趋势和方向逐渐形成相向奔赴的趋同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同类型的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殊途同归”，最终也将成为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样态。
（卢晓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张倩，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7期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