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作为教育科技人才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的功能，以结构优化促进科技人才培养。优化学科结构，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能力。优化层次结构，提高理工农医类研究生人才培养水平，加强专业研究生特别是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优化类型结构，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人才培养规模。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建立与科技创新集群相适应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适应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发展需要。
关键词：高等教育结构；科技人才；学科设置；研究生培养；科技创新集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将教育、科技、人才纳入党和国家战略层面布局和一体谋划统筹发展，是我国改革创新发展的鲜明特色。其中，高等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连接点，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中居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以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人才培养改革为科技创新奠定人才基础，是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高等教育为科技创新奠定人才基础
科技在国家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战略先导地位，发挥着根本支撑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科技创新与自立自强必然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和高素质人才的持续涌现为基础，没有作为教育强国龙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支撑和人才培养培育的新鲜力量的注入，科学创新和技术攻关就难以开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与技术革新活动中最活跃和最主动的要素，是赢得大国竞争战略的最宝贵资源。
高等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和重要结合点。从科技角度看，高等教育是基础研究的主体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力量。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超过七成、科技进步奖近五成来自高校，特别是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空间科学等领域，高校取得了一批重大的原创性成果。从国际角度看，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也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如二战后美国获诺贝尔奖占比超过80%，而美国获奖者主要来自美国的大学。从人才角度看，高等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基础，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任。
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的策源地，其本身就是科技创新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校根据科技进步要求设置相关学科专业并及时进行优化，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同时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加强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对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与育人方式，培育出与科技创新、科技扩散与科技应用相适应的人才，为科技创新奠定人才基础，将科技与人才工作有效连接。
二、我国科技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以11234.1万人位居世界之首；研发人员总量从2012年的325万人年提高到2022年的600万人年，亦居世界第一。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截止到2023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2023年达到3.3万亿元，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5年超过6%，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突破400万件。我国人力资源积累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已经达到或正在加速逼近发达国家水平。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发布的《2022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强调，“美国在科学与工程（S&E）领域的全面领导已不再可能，美国应当寻求新的发展目标”。
当前，世界科技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科技创新还处在将强未强、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导致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在看到总体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强国建设。一是人才供给与强国建设需求失衡。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4700余万人，是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也要看到，科类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布局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特别在基础前沿、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国家重点部署领域和面向未来产业的领域，仍然面临人才结构的严重短缺和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从科类结构看，文理科分布不均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文科占比大约为40%，理工农医占比60%。在本科教育阶段，文科与理工农医占比各为50%，本科教育阶段理工农医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于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重视不够。从类型结构看，“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培养占比偏低，“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7.35%；原“985工程”高校的毕业生更是只占高校毕业生的2.27%。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占比为52.81%，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占比为39.84%。面向未来，需要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从区域布局看，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比较突出，还不能适应科技集群发展与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发展需要。
三、优化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推动科技人才高质量培养
（一）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科类结构，着力培养科技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学科设置与规划关系到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与类型，关系到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协调和优化，关系到高等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效益，也关系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匹配与协同。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技专门人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学科设置与专业布局的结构是否合理。
教育部有关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全国累计共有265种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1万个。2013—2022年，我国高校理工科专业的撤销数量约1700个，文科专业撤销数量约1800个；理工科专业新增了1万多个专业布局点，文科专业新增9000多个专业布局点。专业调整力度之大、频率之快、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充分体现出我国产业转型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同时也对我国高校教育结构、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的持续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专业动态变化数据分析看，高校新增专业的热情远高于撤销专业，专业易增难减，撤销专业的阻力要远远大于申报新专业的阻力。但是，一些新设专业缺乏充分必要的论证，特别是与已有类似专业存在的情况下再次新增类似新专业的必要性的论证，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学科与专业的大幅度撤销和调整，一方面说明教育系统自我优化的意识和能力很强，同时也说明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确存在体制机制问题。从总体看，当前我国学科专业设置与布局仍然存在跟不上科学技术进步与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要求，跟不上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新形势，跟不上区域经济与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从学科结构布局看，传统学科仍占优势，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占比偏低。学科布局与调整呈现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学科设置与优化机制不完善。
另一方面，传统理工科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状况正在面临危机。从文理比例结构看，近些年高校扩招的文科学生数量多于理工科的学生数量。在本科层次，2013—2022年“红黄牌”专业中，理工科专业占39%，文科专业占61%。高校传统理工科专业是服务于传统工业或者相关行业的专业，如服务于建筑行业的相关专业、服务于制造行业的相关专业、服务于基建行业的采掘加工业等。近些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技术升级，部分传统理工科行业因产能过剩或者不符合市场发展的需求而进入衰退期，致使高校相关传统理工科专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坚持以国家战略与科技创新需求为牵引，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高等学校学科设置机制的核心是促进教育部门与科技部门、人才部门、产业部门相结合，与科技、经济、产业及社会发展密切结合，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形成主动适应、动态调整、供需适配、发展有序、激发活力的有效机制。与国家战略急需相适配，提高理工农医类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响应度，有的放矢地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以高校为主体，建立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优化调整机制，构建与高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结构。首先，遵循学科成长逻辑与颠覆性科技创新演进逻辑，促进学科更新升级，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完善学科演进升级机制。其次，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升级，建立学科动态调整优化机制。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能源交通、公共卫生与医药等产业，争取新增一批紧缺专业学位授权点，压缩淘汰一批社会需求趋势减弱、不适应行业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点和学位点。
（二）优化人才培养层次结构与类型结构，促进理工类人才高质量培养
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虽然在持续扩张，2023年，研究生招生130.17万人，其中，博士生15.33万人，硕士生114.84万人。在学研究生388.29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在学硕士生327.05万人。但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国内统计范围采用普通本专科与研究生在校生合计数）研究生占比仍然低于9%。而发达国家（地区）研究生培养规模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平均都在20%以上。OECD国家为24.4%，欧盟更是高达32.7%。在全球经济规模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中的研究生占比，仅高于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印度研究生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也达到13%以上，且其研究生注册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接近500万研究生培养规模。我国研究生在学人数是388.29万人，培养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研究生在学人数约290万人，培养规模居世界第三位。
面向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我国在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同时，要注重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把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与提高质量结合起来，有序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从结构看，重点扩大基础学科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优化研究生培养类型，重点扩大工程硕博士招生规模。提高理工农医类研究生招生占比，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引导相关学科专业加大招生计划投放力度，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综合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高校办学条件、考生报考录取情况和毕业就业去向落实情况等因素，调控有关学科专业培养规模。
打破存量决定增量模式，完善激励引导机制，超常布局前沿战略学科，优化存量。一是设立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引导专项，以增量发展撬动存量调整，统筹预算内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多元筹资办学成效显著的高校与学科给予投入支持，引导高校学科专业不断调整优化，促进理工类研究生高质量培养体系建设。强化省级统筹和指导，引导高校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相关学科专业、区域发展急需紧缺专业，建设优势特色专业群。深化理工类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继续优化和提高理工类研究生的培养规格、层次、质量，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标准，以评价改革为牵引推动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迭代升级。
优化人才培养层次结构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类型结构，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大现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人才培养规模，特别是科技人才培养数量与规模；增加“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实现“双一流”建设高校适度扩容，使得更多高校加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建设行列，培养更多高素质科技人才；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如现在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康复大学、大湾区大学与即将建设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加大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着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加强包括港澳在内的对外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引进优质科技教育资源，如现在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就是引进的典范。
（三）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区域布局，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科技人才支撑
国内外经验表明，集聚性是区域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而高等教育资源在数量、质量、类型各方面上的差异以及地域条件，都影响着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布局的创新效应。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共有21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就有12个；到2035年，我国将形成7个大型城市群，集中我国60%以上人口，人数预计将达到9亿。而这9亿人口中，至少有6亿人口在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我国独角兽企业369家，超六成集聚在“北上深广杭”。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的科技创新集群，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创新指数中的科技创新集群是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密度分布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创新产业的集合体，通常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并在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全球十大科技创新集群榜中有7个在亚洲，中国深圳-香港-广州城市群、北京市、上海-苏州城市群、南京市排名前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日前刊文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研发实验室的作用日益增强，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已成为创新的摇篮，其创新成果正广泛应用在全球各地。
科技人才是科学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关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由于受到区域经济和高等教育布局不均衡的影响，我国科技人才在区域分布和培养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科技人才空间布局表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聚集度高，中西部地区聚集度低，科技人才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且空间聚集程度有上升的趋势。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和人才培养的区域结构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和20世纪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期形成的。从科技人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看，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及高层次人才布局跟不上城市群和区域创新的发展要求，以A类学科和“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优质资源发展跟不上城市群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跟不上城市群内部经济及科技人才的需求，资源调配机制改革跟不上释放市场和地方活力的要求等。
面向科技创新集群发展需要，我国应该依托主要城市群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高等教育区域布局需要将以行政区划为本的模式转变为区域协同发展为主的资源配置模式，构建与经济社会及创新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将分散发展、平衡发展转变为注重集聚发展、优势发展，促进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协调，发挥市场作用与激发地方活力，健全城市群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调配机制，着力提高科技创新集群地区的科技人才培养规模，按照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实际，优化科技人才培养结构，并通过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在创新实践中培养创新人才。坚持以国家战略与科技创新需求为牵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型高校应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面向未来产业发展，通过科教融汇机制，培养新型创新人才。应用型高校应通过产教融合机制，加强与产业、企业的合作，培养各级各类应用型人才。技能型高校要通过校企合作，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优化育人机制，培养岗位型、操作型等高技能人才。既要认识到战略科学家、科技创新人才、科技骨干人才与高技能人才、一般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律与模式各有不同，又要深刻把握科技人才培养的一般模式、一般规律与特殊模式、特殊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积极主动、科学有效的科技人才培养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对策。
面向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教育的基础支撑作用，就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的重要功能，以高等教育之强成就人才之强、赋能科技之强，以科技人才培养为着力点增强国家创新体系一体化能力建设。
（李立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2期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