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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综述

发布时间:2017-09-02    分享到: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光明日报、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主办,西北大学承办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于2012年9月15-17日在西安西北大学隆重召开。      

       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静芝,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浩,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著名学者潘懋元、张岂之,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姜澄宇,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利,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蒋庄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赵忠,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于树青,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戴建兵,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乔学光、校长方光华,河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少安,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伟全,陕西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李钟善,陕西理工学院院长何宁,台湾世新大学董事长成嘉玲等嘉宾,以及中国教育科学院储朝晖,厦门大学刘海峰、张亚群,华东师范大学黄书光,天津大学王杰,西安交通大学陆根书,西北工业大学王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刘彬让,西北师范大学丁虎生,西北大学姚远等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计60余人出席论坛。论坛包括学术研讨(9月15—16日)和西北联大办学遗址实地考察(9月16—17日)两个环节。      

       论坛以“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为主题,通过为期两天精彩而深入地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对开展西北联大研究的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在论坛开幕式上,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指出,作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大学联合体之一,西北联大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成果,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辉煌篇章,但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研究西北联大,有助于完整地呈现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有助于培育大学的高度文化自觉,有助于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胡锦涛清华百年校庆讲话精神。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强调,西北联大取得了巨大的办学成就,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精神,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和大学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认为,发掘和整理西北联大的办学历程和办学理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高等教育区域优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乔学光指出,西北联大孕育出的大学精神在今天弥足珍贵。西北联大的历史说明大学应当是民族精神的自觉发扬者,应当是国家战略的自觉实践者,应当是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者。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主题发言中指出,西北联大所展示出的自觉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将国家最迫切的需求视为自身追求的献身精神非常有现实意义。       

       第二,对西北联大的历史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姚远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陈印政、王大明的《抗战爆发与西安临时大学的创建》,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各校西迁、西北联大组建、西北国立五校分设、回迁复校的历史脉络。胡佳、白欣的《北平大学的西迁之路》,王淑红,邓明立的《河北女子师范学学院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王少安、张尚字、洪振涛的《抗战时期的私立焦作工学院与西北高等工程教育》,对北平大学的西迁过程,河北女子师范学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并入西北联大的过程作了重要补充。刘俊凤的《西北联合大学师生生活研究》对联大师生的艰苦生活及其所展现出的豁达求进的精神风貌作了描述。       

       对西北联大组建不久即分设国立西北五校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张岂之的《关于西北联大的几个问题》认为,西北联大的解体主要是政治原因,也包括原平津院校的矛盾因素。李永森的《论国立西北联大的爱国民主传统》指出,国立西北五校的分设是国民政府为防止联大“赤化”的一种“远虑”。李浩的《西北联大与学术自由》认为西北联大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导致了西北联大的分设。梁严冰的《抗战时期的西北战略与西北联大》,陈印政、王大明的《抗战爆发与西安临时大学的创建》认为,国立西北五校的分设主要是国民政府西北战略的需要。何伟全的《从表象理论视角观察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走向的差异》认为,作为“孪生兄弟”的这两所联合大学,虽然有着不同的命运走向,但却各有千秋,在分与合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      

       论坛对如何看待西北联大的存在历史提出了看法。潘懋元、张岂之等学者指出,尽管西北联大校名只存在了不到两年,但作为办学实体和研究对象,“西北联大”应被视为1937年9月至1946年底,它包括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及其子体五校分而有合的办学时期。张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起讫时间考》认为,西北联大作为实体的存在时间是1937年9月到1939年8月,但作为精神上的联合体应该一直到1946年底甚至更后。      

       第三,对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进行了深入发掘。      

       潘懋元、张亚群的《新火传承,文化中坚——西北联大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认为,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等统一的优良校风,与组成西北联大的原平津院校的光荣传统一脉相承,表达了西北联大公而忘私、兴学报国的高远追求。张岂之的《关于西北联大的几个问题》指出,西北联大和国立西北五校虽各有特色,但它们有着相同的爱国精神和扎根西北、开发西北的办学理念。方光华的《为什么纪念西北联大》指出,西北联大集中表达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形成了“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西北建设之重任”的办学理念。蒋庄德、贾箭鸣的《肩负繁荣西北的历史重任》认为,西北联大在国难之中孕育了传承创造优秀文化、开发祖国西北、振兴中华民族的办学理想。王杰、肖松山的《西北联大精神与北洋工学院的办学贡献》认为,西北联大集中展现了中国高校“兴学强国”“严谨治学”的优秀大学精神。李永森的《论国立西北联大的爱国民主传统》指出,联大师生广泛开展抗战民主活动,形成了爱国民主的光荣传统。赵万峰的《西北联大的战时教育思想和实践》指出,西北联大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战时教育思想。      

       第四,对西北联大的办学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      

       潘懋元、张亚群的《新火传承,文化中坚——西北联大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指出,组成西北联大的院校具有深厚办学基础和独特学科优势,它们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形成了一个基础与应用学科均有雄厚实力,并符合抗战建国需要的完整高等教育体系。姜澄宇的《国立西北工学院丰碑永存》指出,作为国内一流的工科院校,西北工学院奠定了中国西北工科高等教育基础,对战后我国工科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弘扬西北联大精神,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指出,由西北联大等发展而来的西北农学院拥有当时国内一流的完整农学高等教育体系,为战后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奠定基础。学者们还对西北联大的历史学系、经济与商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地质地理学系、工业经济管理学系以及工程教育等做了细致梳理,指出它们或为具有一定积累的优势学科,或因抗战建国所需而创建的体系完整的新学科。大家一致认为,西北联大的学科体系奠定了战后西北高等教育的学科特色。      

       在西北联大的人才培养理念研究方面,潘懋元、张亚群的《新火传承,文化中坚——西北联大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指出,西北联大的育人特色是砥砺品性、通专并重,不仅毕业生数量位居战时全国首列,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国之英才。王杰、肖松山的《西北联大精神与北洋工学院的办学贡献》认为,西北联大融会了北洋工学院的精英教育理念,造就了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鲜明风格。于树青的《西北联合大学师范教育的精神品质》对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的独特教育精神作了详尽阐发。黄书光的《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动变中的西北元素》认为,原本与西北几乎没有关系的平津院校内迁西北后,在教育如何举办的探索中逐渐孕育出了“直面现实,扎根本土,励精图治,凝聚人才,以教育专业精神引领大西北开发”的“西北元素”。娄岙菲的《李蒸民众教育理念及其对西北联大的影响》、姚聪莉等的《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指出,西北联大在西北广泛开展社会基础教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教育理念。      

       在西北联大的著名学者研究方面,杨春德、于炜武的《徐诵明与医学教育》介绍了我国病理学的奠基者徐诵明的医学教育思想和实践。戴建兵、张志永的《民国时期家政教育考析——以齐璧亭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为个案》论述了齐璧亭对创立和发展我国家政教育的突出贡献。秦开凤、何炳武的《黎锦熙在西北联大开创的方志理论与实践》研究了现代方志理论的奠基者黎锦熙。崔莉的《许兴凯的日本史研究》梳理了“日本通”许兴凯的日本史研究。王淑红等的《哥廷根学派的中国传人曾炯》述评了创立“曾定理”和“曾层次”的中国抽象代数鼻祖曾炯。白欣的《中国近代物理学家张贻惠》梳理了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张贻惠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李钟善、李新科的《西北联大三位名师传略》对著名学者、教育家马师儒、郝耀东、黄国璋作了评述。      

       学者们指出,西北联大不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血脉,而且为西北大地输入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使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贫弱的西北开始有了发达的高等教育,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布局由“点”“线”分布向“面”分布的历史性转折,而且其毕业生一半以上扎根西北,为战后西北开发奠定了科技与人才基础,推动了西北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快速发展。赵弘毅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以陕西为个案,认为西北联大不仅是陕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再生之源,而且为战后陕西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陈海儒、李巧宁的《西北联大与汉中》以汉中地区为例,较为全面的论述了西北联大在地方文化整理,地理地质、矿产资源及水利资源调查,民众教育,公共卫生改善和实用工艺与技术改进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第五,对西北联大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探索。      

       潘懋元、张亚群的《薪火传承,文化中坚——西北联大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张岂之的《关于西北联大的几个问题》指出,西北联大揭示出大学生长发展的一般规律,值得认真总结。刘海峰的《抗战时期联合大学体制与西北联大的历史意义》认为,西北联大“统分结合”的联合办学体制尚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张玮、朱俊的《战时内迁高校与现代大学发展》指出,一流大学的创建,必须依靠学术大师,必须依据办学历史、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培育学科优势,走特色发展的强校之路。何伟全的《“联大”精神对现代大学发展的意义》认为,大学应具有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自觉,积极投身于国家和区域发展,不断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储朝辉的《寻觅西北联大的生命密码》与李浩的《西北联大与学术自由》等文指出,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完善高校治理结构,落实和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      

       此外,西北联大的校友为本次论坛撰写了许多回忆性文章,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为我们留下了研究西北联大的宝贵资料,让我们对西北联大的办学历程、教育思想和学术贡献有了更加生动地理解。      

       最后,对如何进一步推动西北联大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议。周远清提出,需要建立一个合作机制,与西北联大有着渊源和传承关系的高校要同社会各界一道,进一步推进西北联大的研究工作。有学者提出,需要进一步搜集和整理西北联大的文献史料,做好做实西北联大研究的基础工作。有的学者建议,应该与研究西南联合大学的相关高校和机构加强合作,共同举办南渡与西迁的学术研讨,进一步发掘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