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9日，西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第六期研究生线上线下读书会，聚焦于美国公共行政学者和活动家学者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 (George Frederiksen)的经典专著《公共行政的精神》。本次读书会由博士生崔淑淇主持，博士生蒙恬和胥晚舟进行指导和点评，参会的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分享了自己的读书体验和心得。
中心博硕士参与第六期读书会
《公共行政的精神》是新公共行政代表人物乔治·弗雷德里克森的代表作。博士生崔淑淇围绕本书的作者简介、内容梳理、产生背景等方面展开导读。在20世纪末，随着新公共管理浪潮的兴起，政府被视为市场，公民被视为顾客。为回应这一浪潮，弗雷德里克森再次树起新公共行政的旗帜，并提出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如何平衡效率、经济和公平问题。弗雷德里克森将“社会公平”视为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认为公共行政应从效率、经济导向向公平正义导向转变。通过对公共行政精神的内涵、公共行政伦理等问题的研究，他阐述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公共行政的精神》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思想都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深入探讨和解读。
公共与政府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公共精神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伦理观念，需要建立在完善可行的框架之内，包括可靠的制度安排、坚实的法治基础和法律保障。硕士生宁一静从公共的定义出发，探讨了公共问题的哲学观和构成要素，并提出相应思考。公共不仅以群体或组织的形式存在，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公共生活，这既是对公共管理者的要求，也是对广大公众的诉求。只有信仰深入人心，公共行政才能具有其普遍价值，才能重拾其应有的意义。
弗雷德里克森对美国公共行政活动失去掌控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由多种政治背景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包括宪法、立法、行政首长、利益集团、媒体和代理政府政治等要素。硕士生邱酰和孙艳梅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并指出，在新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机构及其人员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盟，以提升公共行政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弗雷德里克森在探讨公共行政中反复出现的“治理”现象时，梳理了各学者对治理概念的描述，并总结出治理具有非正式协作网络、契约替代层级以及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等特征。博士生胥晚舟进一步提出并阐释了治理的四种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公共行政作为治理的优势和不足。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的内涵不断扩展，多元主体的参与正在成为治理的重要趋势。
亚里士多德、德沃金和罗尔斯都提出了关于过程公平的不同观点，它们适用于公共管理者工作的不同方面。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规范性支柱，要求公务员致力于更合理地分配公共物品和服务，代表那些无法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人，追求公共利益。同时，公共行政不应因社会公平概念的复杂性而受到阻碍。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公共行政精神。郝美鑫在分享中从过程公平、公平与美国公共行政、公平与社会凝聚力及结论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公共管理者在将公共决策应用于实践时需要注意权力的滥用和失控问题。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看法有所不同，柏拉图认为行政官员可以中立地使用法律，而亚里斯多德则认为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权力的行使，但权力的滥用也是不可避免的。唐梅分享了对《公共行政的精神》中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的哲学起源、德沃金和法律原则的必要性、洛伊、格鲁伯和柏拉图式公共行政等几方面的看法。唐梅指出，为了避免行政失当，公共官员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应注意过程的公平，即公平、公开、公正的裁决每一个法律案件，从而确保权力行使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在弗雷德里克森看来，公共行政的最终目的是为追求社会公平而努力，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他认为，社会公平是构建民主公正社会的基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并认为这一理论能够为公务员提供有力的指导，为政府改革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硕士生李笑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公平理论和社会公平复合理论的概念，分析了社会公平政策，并得出了研究结论。弗雷德里克森的行政思想始终围绕着追求社会公平这一核心价值而展开，这也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因此，我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必须始终坚持追求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此为指导，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公共行政缺乏公共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不公平。在此后的研究中，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复合公平和代际公平等理论，丰富和扩展了社会公平理论。博士生阿依努尔分享了代际公平问题，这实际上是社会公平理论的延伸，根据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后代的权利作为一个群体来分配公共资源。这些观点不仅在道德和哲学上有深刻的基础，而且为我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是一道闪耀着道德光芒的难题，对于我国公共行政精神而言，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硕士生胡欣欣在分享中展示了弗雷德里克森在研究人性与组织、道德与决策、民主与伦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她透彻地分析了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的伦理困境，包括工具理性的猖獗、行政利益的驱使、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以及效率与公平之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她提出了一系列重塑公共行政精神的伦理途径，其中包括形成道德共识、加强制度建设和塑造契约精神。这些方案旨在重构我们的行政文化，提升我们的行政效率，同时保证公平、公正和透明。
对比美国式距离悖论与中国式距离悖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深入探讨法制化制度、资源富足程度、领导人及官员选任制度以及国家结构形式四个方面对中国距离悖论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博士生蒙恬提出了解决中国“反距离悖论”的主要途径，包括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提升政府信任水平、建立良性沟通机制等。这些关键路径为中国跨越“反距离悖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引。
弗雷德里克森通过对德国和丹麦官僚在对待犹太人种族灭绝大屠杀中的不同态度的探讨，引入了“职业主义”的特点和原因。他指出，公共行政的任务是高效、经济、公平地组织和管理所有具有公共性质的机构，但对公平的承诺应该与对高效和经济的承诺同等重要。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硕士生陈昳君进一步提出了树立公民倾向的重要性，纠正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偏差，使其自觉地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服务公众的唯一宗旨。这一重要的伦理要求不仅体现了公共行政的使命，也是建立信任、促进公民参与和推动公共管理创新的关键。因此，公共行政者应该牢记他们的职责和义务，不断探索和实践更加公正、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公共行政。
作为代表性公民的公共管理者这一理念，硕士生张雪儿将其念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代表性公民的含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对代表性公民与公民代表的区别进行了辨析；其次，她比较了欧洲和美国的代表性公民与低公民精神偏好之间的冲突；第三部分介绍了公民精神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四维矩阵；最后，她深入梳理了由社群的世俗化和割裂以及改革之后公民精神的丧失而产生的公民精神和职业主义的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模式。这一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代表性公民或公共管理者的角色的详细解读。
在点评和指导阶段，博士生蒙恬提出，阅读专著的第一步是要学会读摘要和参考文献，以确定本书的基本定位和作者的思想脉络。其次，通过专著目录选择性阅读，并带着问题来阅读，以加深理解。最后，在阅读翻译类著作时，可以借助文献及资料来辅助阅读，以提升理解能力。博士生胥晚舟补充指出，阅读经典作品不仅要学习和理解书中的观点，还需要关注立意，即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只有具备批判思维，才能在阅读中思考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在大家精彩纷呈的讨论中，本次读书会得以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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