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优化对外开放 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48）中国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之一
国际性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我国已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全球大学生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不仅如此，我国已成为全球10大留学生目的国之一，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一个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世界里，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知识和国际经验的人才，哪个国家就将占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学习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借鉴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方式、方法以及理念思想。一方面，致力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让人民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高度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化水平。这些都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相对稳定，有意识地开始将发展重点转移到以内涵建设提高质量为核心的轨道上，并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纳入视线内，促使我国加快步入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我国高等教育要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必须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扩大与其他国家之间在多层次、多领域的双边或多边的互利合作，以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我国高等教育既要进一步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同时要善于总结和推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经验，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事务及有关规则制订，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做优做强高等教育必须有国际比较，并放眼于世界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高等教育合作，搭建高层次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加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和高等教育创新实践活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进国际理解，提升国际化发展能力和水平。
（49）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路径
受国内外环境影响，我国曾经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少有交流与合作，导致我国高等教育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闭关锁国的结果只能是落后。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特征，它不仅影响了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带来了国际社会的深刻变革。高等教育是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温床，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为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成为发展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路径，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经济全球化发生新动向的今天，国际化依然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要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多参与国际高等教育事务，增强国际发展权和话语权，不断培育国际交流合作新优势，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优化和推进高等教育的双向开放，不仅要敢于走出去，而且要大胆地引进来；要注重借鉴国外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留学事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国留学人员是宝贵的人才资源，要根据“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发展留学事业，支持留学人员在外学习研究，鼓励他们学成归来，采用多种方式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要不断完善来华留学生的招生和管理办法，推进来华留学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来华留学教育水平，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来华留学工作与服务体系，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50）高等教育要在改革开放中扩大和优化“引进来”
“引进来”是我国高校吸引国外人才，利用国外高等教育资源的通俗表达。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应高度重视吸引国外高等教育优秀人才，有效利用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缩小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特别是，面对人才资源跨国流动、教师和教学资源国际流转加速的新趋势，我国高校更应主动参与全球人才市场竞争，要高度重视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建立一批具有原始性创新能力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汇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提高我国大学和学科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发展现代高等教育，我国高校对国外高校先进教材的需求量在增大，尤其是在计算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经济管理等方面，要把经过遴选和专家认定的国外高校高水平教材不断地引进来，并以各种有效方式投入使用。加强与国外高校和相关组织在课程上的合作，使我国高校师生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国外高校先进的教学理念、学科前沿知识；应优先引进反映学科发展前沿且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的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等学科优质课程，加强对在线开放课程的引进与管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做好课程和平台的运行、维护、更新和监督，提高课程等教学资源引进的质量和使用效益。引进国外一流的教学设备，研究、介绍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模式和经验等，也都应纳入“引进来”的视野。
（51）高等教育发展应当积极融入国际化潮流
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游离于国际化潮流。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更应主动融入国际化洪流。不能走出去，我国高等教育无以变强大；不走出去，我国高等教育将自闭于国际化潮流之外，抱残守缺或孤芳自赏。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引进来，也就是将国外高校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和办学经验精准引进来，发挥更大的国际化作用。早期的走出去主要是为了第一种目的，今天的走出去尽管前一种目的仍不可或缺，但对后一种目的潜力不可小觑。为了通过派出去引进来目的，高校要加快发展留学事业，完善“选、派、管、回、用”工作机制，选派优秀教师、学术带头人和青年教师赴国外高水平机构访学交流，完善全链条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大批派遣留学人员，有助于加强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学习和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有益的文化，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利用好国际平台重点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急需、紧缺、薄弱、空白、关键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加快培养服务国家外交工作需要的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经济体，高等教育应当更好发挥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高校走出国门，让有实力的大学赴海外办学，将是我国高等教育主动融入国际化潮流的新抉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我国高校应当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高校之间的互联互通合作，探索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和共建丝路合作机制，以对接沿线各国高等教育需求，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受益国，重点要放在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成为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受益人，充分发挥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52）发展国际教育有利于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发展国际教育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发展国际教育，有助于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士，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国家越发达，越需要国际教育。国际教育的对象既包括向其他国家民众提供教育服务和援助，推广中国文化教育发展成果，又包括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我国公民和华侨华人提供教育服务，保证我国驻外人员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我国高等教育已成为发展国际教育的重要力量，是对外教育援助的主要依靠机构。随着我国国力越来越强大，我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在增大。我国高校应当高度重视发展国际教育与对外援助，加快对外教育培训中心和教育援外基地建设，积极开展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整体教学方案、配套师资培训一体化援助。发展国际教育，要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办好孔子学院，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中国理念，丰富中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要整合搭建政府间教育高层磋商、教育领域专业人士务实合作、教师学生友好往来的平台，加强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精神风貌。深度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还应鼓励我国高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吸引境外知名高校、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高等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举办中外合作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53）国际学历学位互认是建立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的需要
建立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既是世界的需要，也是中国的需要。早期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国际流动，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国际认同、跨境交付、跨国办学以及无国界高等教育等不断得到发展。高等教育跨境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面向全球市场和解决全球问题的新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国际学历学位互认和教育认证，则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手段。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不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需要国际学历学位互认和教育认证，它能够为中外学生在国际间享有深造和就业等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能够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外籍人员到中国工作，中国学生到国外学习发展，提供合法与权威的资证。我国应在现有46个国家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教育发达国家的签约率；并支持中外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教育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质量标准研究制定和教育认证。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学历学位互认和教育认证方面的发展，不仅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就得到了国际广泛的关注和认同，而且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已经或正在成为推动构建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十、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54）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决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败
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直接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功与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前提是牢固树立依法治校观念，依法定好位，依法有序推进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法律制度，特别是去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等公布，使得依法治教办学的基础更加厚实。我国最根本的法规制度安排，是党对高校的领导，高校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现代大学制度就是为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大学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指导,大学依法自主办学, 市场竞争配置, 社会第三方评价支持的共主体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完善大学的外部治理结构，建立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法权边界。在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基础上，依法扩大和落实大学自主办学权，明确和规范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引导市场适度调节，促进社会有效参与和监督。二是依照现代大学内部的逻辑，理顺内部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体系，充分激活大学的创新活力，将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步伐，并促进一批大学和学科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经验表明，一些发达国家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并且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建立了与本国国情相符、科学合理的、动态调整的大学制度。当前我国大学正处于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型和改革深化的关键期，大学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利益结构，只有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完整规范的制度建设不断理顺和完善大学的各种关系，才能使大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推动大学健康、有序、创新、和谐发展。换言之，要使我国大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目标，就要求进一步转变治理理念、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探索建设符合高等教育内外规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55）落实管办评分离是现代大学治理的必然趋势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根据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依法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激发每所学校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政府宏观管理，就是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创新方式，把该放的权放掉，把该管的事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学校自主办学，就是要依法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明确权利责任，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社会广泛参与，就是教育质量要接受社会评价、教育成果要接受社会检验、教育决策要接受社会监督，最大限度吸引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政府、学校、社会，管、办、评三者之间，权责边界既应当是清晰的，又一定是相对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由此形成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现代教育治理能力。管办评分离的最终目的旨在形成管办评三个主要体制制度，即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科学、规范、公正的教育评价制度。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有赖主体自觉和角色的科学分工。政府是教育政策和规划标准等的制定者、教育资源分配者、教育评价监督者，在教育治理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导向和建构的作用。政府对教育治理规律和现状的认识与理解，对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职能的界定等，将直接影响到治理模式的构建及最终形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首要在于变革管理理念，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善监管方式，由传统管理走向现代治理。应着力改变原有自上而下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建立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治理体系；建立并完善高校法人制度、落实好法人地位，真正把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落实到学校第一线，解放一切对学校不该有的束缚。同时，在学校内部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自我发展良性机制，规范办学权力的行使，使学校内部治理机制趋于完善，既能自主又善自律。管办评分离中的“评”不是一唯强化行政评价，而是在多元评价体系中弱化行政直接评价，突出权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评价，既包括社会“评管”，也包括社会“评办”。 政府要善于运用有权威信度高的评估结果，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56）在落实政府“放管服”中彰显大学办学主体性
“放管服”已成为我国政府治理国家和现代社会的重要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落实“放管服”，是对实施管办评分离的深化，要求在彰显大学办学主体性或自主性的同时，更强调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应增强服务意识和能力。政府应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明确制定分权清单，着力把控好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调控权。树立“有限政府”理念，把原先越权承担的某些责任转移给学校和社会，进一步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的行政干预，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规划、财政拨款、标准、信息服务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引导和督促学校规范办学；推行清单管理方式，建立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全面公开教育及相关政府部门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优质服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开展负面清单管理试点，清单之外的事项学校可自主施行，要尽量缩减负面清单事项的范围，更多采取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出台国家教育标准审定办法，健全教育标准制定和审查机制，提高教育标准的权威性、适切性，形成具有国际视野、富有中国特色的分层、分类教育标准体系。要通过政府简政放权，进一步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定办学自主权，重建中国大学的办学主体性。重点是回归大学作为法人组织的基本权力，包括扩大高校在考试招生、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教职工队伍管理、经费资产使用管理、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自主权等。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深化高校职员制度改革，加快职业发展、薪酬待遇等配套政策建设；鼓励行政人员专职从事管理工作，并积极践行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克服衙门化、官僚化作风。
（57）加快改革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政府放权力度越大，对大学自身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要求就越高。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之一就是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改革和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从功能上来讲，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要建立一种以共同理想目标为纽带、以各种权力和谐协调为基础、能够有效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要求的内部决策结构和垂直治理结构，避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和过度紧张的状态，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大学的教育生产力、学术创造力与思想磁场力。从水平的权力结构来看，我国大学内部决策的权力要素包括以党委为领导的政治权力、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以学术委员会为主的学术权力、以教代会职代会为主的民主权力；从垂直的治理结构来看，校—院—基层学术组织是我国大学组织结构的基本选择，从直线型走向扁平化的管理是我国大学校院关系的基本走向。我国大学权力结构总体还处于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占主导的局面，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利在很多大学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简政放权的现实背景下，学校以及学校的二级学院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但学校与其二级学院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也不够到位。应从调整现行的权力结构着眼，建立新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之间的平衡和谐关系，公办大学在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本原则下，应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规范政治权力、行政权力的同时尊重学术权力，强化教师参与治理的意识，赋予教师在学术上和校内治理上更多的话语权，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推动大学治理从直线型向扁平化发展、从科层制向事业部制的转变，完善大学及其二级学院自主权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加强大学内二级学院的权力运行、监督与约束，尽快建立学校与学院的权力清单制度，完善二级教代会制度，整合和进一步发挥二级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要更多关注和尊重容易被忽视的学生权利在学校和学院治理中的诉求及作用的发挥。
（58）推进大学章程建设是健全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和标志
依法制定和实施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要素，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及落实大学法人地位的标志和基石。在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称得上是一项开创性工作。目前，全国本科高校章程起草与核准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办专科层次高校的章程起草与核准也在有序推进，实现一校一章程指日可待。制定一部高质量的章程不易，执行和实施章程更难更重要。章程的尊严和生命力在于遵行，有章程不实行，其危害甚至大于无章程。高校章程经过政府核准，成为规范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文本依据。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明确学校的办学方向与发展原则，落实举办者权利、义务，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则应当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任务，通过章程健全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行使与监督机制，明确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包括内部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学术机构的设定，机构间的运作程序，各机构及重要岗位的职责、义务等。在章程执行过程中，要将众多的教育利益主体包含在执行主体中；对于所涉及执行主体的权责进行详尽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明确而协调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激发高校组织执行文化的内生力，将来自于行政力量的制度规约最终转化为执行文化塑造，推进依法照章治校进程。章程的实施情况，是体现高校治理水平和执行力的重要标志。应建立章程实施的评估和监督机制，把章程实施情况纳入对高校评估的内容和对学校领导考核评价的内容，并通过专项评估、第三方评估等，推进高校以章程建设为核心完善制度体系，形成依法依章自主办学的格局。
（59）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是提升学校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治理体系中，大学校长是大学组织的法人，既是大学组织与政府、社会联系的重要桥梁；也是党委决策与行政执行的重要纽带，既是党委决策的重要提案者，也是行政执行的组织者，既是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交互的重要结合点，也是市场竞争中的参与者。可以说，校长是大学治理中连接各种关系和主体的核心行动者，科学定位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成效。推进校长管理的专业化，是在日益复杂和多元的治理结构体系中充分发挥校长角色和功能的重要途径。如何按照大学书记、校长应成为教育家和政治家的要求选拔和管理校长，如何有效地提升大学校长的治理能力，都在呼唤推进校长管理的专业化进程。提升大学校长管理水平的专业化，让校长有治校的动力，保障校长应有的权力，促进校长不断提高治校的能力，这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要让教职工，特别是教授们在选拔任用校长时有更多发言权。政府需要转变用人理念，改变简单套用党政干部的方式，避免按照“官”的思维来任命和管理大学校长，而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让校长承担起高校治理中应有的责任，确保校长有依法依章治校的权力，推动校长不断提升自身治校的能力。应把校长视为一种职业，而不是行政级别色彩很浓重的职务，校长能够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竞争性的职场，更好地为治理绩效负责，并建立起与校长自身的能力、素质和治校绩效相符的薪酬体系。对于大学校长自身来说，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在日益复杂的大学治理中，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学治理中来，用整个的心当整个的校长，把大学治理视为“能专心的事业、有专长的从业、成专门的职业”，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把高校治理作为一种具有专业性、学科性和科学性的对象进行研究和实践，在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一校之长”的特殊作用。
（60）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治理的核心体现
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既不是发展指标简单地一一对应，更不是对其他国家高等教育体制的简单复制和模仿。中国的独特历史、独特文化、独特国情，决定在中国建设现代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既要符合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又要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的办学制度。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最核心、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党的领导。众所周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是发展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这也必然要求，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要在党的领导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新人，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政治任务。为切实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国已找到并确立了适合我国国情教情的高校领导体制，那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国情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是我国高校的根本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觇标，是不断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保障。由此，高校党委的职责更清晰：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同时要加强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好院系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创新基层党建的结构和功能，改进工作机制和方式，提高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使每个师生党员做到在党言党、在党为党，保证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上级党组织决定贯彻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得从严治党，不断完善党对高校领导的体制机制，切实提高党领导高校改革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结语：聚焦时代新命 踏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新征程
兴教随国运，朋辈当自强。奋力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党和人民对高等教育的厚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应同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紧联系在一起，高等教育发展都应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党中央作出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加快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力推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向强转化，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向内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是要自觉大幅提升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和本领。自新世纪之交高教界有识之士率先呼吁将建设高教强国作为奋斗目标以来，得到了广泛响应，并有一批高教强国学术研究成果问世，成为时代心声。如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战略，我国已踏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征程。这项重大战略任务无比艰巨又无上光荣，涉及面广深而责任主体固有。外部提供的条件、营造的氛围不可或缺，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高教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矢志不渝、奋力拼搏。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是基本目标要求；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是新战略举措和示范引领；在改革创新中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步伐是必由之路；戮力率先建成一批高教强省（市）和办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是重要基础支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开创性的伟业，而任何开新业都离不开以思想观念变革为先导。以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由于缺乏前瞻性的科学理论指导而出现某些偏差、甚至失误的教训，我们应当正视和汲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高度和理论应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熟度。加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立志高等教育思想理论系统研究和创新，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做优做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学理支撑，注重理论转化应用。要通过研究深刻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不断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积极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在继续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践经验集成、总结、提炼的同时，更多聚焦高等教育强国之路或实现路径等重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要让更多的人清醒：道艰且长，行则将至；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道路，务必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简单模仿转向立足国情教情、自立自主创新；通过克艰攻难自觉清醒的不懈探索，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5页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