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命脉，系于人才。这在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科技革命时代、国际政治关系日益复杂及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尤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如果说人才培养是大学立足社会并服务社会的根本任务，而人才培养质量则是衡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及大学竞争力的根本标准。亦是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并列，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战略的“两个自主”之一加以特别强调。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使命的大学，如何才能在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方面有所作为，这既是大学之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直面的紧迫课题，亦是大学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为党育人与为国育才做出积极贡献的责任所在。
一、为何强调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通常而言，大凡本土大学之人才培养无不是自主培养，尤其是在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特殊时期，我国大学的人才均为自主培养更是自然。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自主培养”与“全面提高自主培养质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是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这一结果而非自主培养这一活动。那么为何要强调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这是首先需要讨论的认识问题。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布鲁贝克曾提出过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其一，以认识论为基础，强调大学的存在和发展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闲逸的好奇心去探讨学问追求知识。这种认识论哲学背后的学术逻辑即是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这也是大学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核心使命的体现；其二，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探索深奥的知识不只是出于对知识的好奇和知识本身，还出于知识对国家及人类社会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政治论哲学背后的现实逻辑是高等教育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引领推动社会发展。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其一要求大学必须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追求体现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其二则要求大学重视国家发展的使命责任与担当社会重任。表面看来它们是一对彼此矛盾的悖论，其实不然，它们反映了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既要按自身规律办学、治校、育人，又要积极服务于国家社会的发展，看似对立实则高度统一。
就时下而言，强调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我国推进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内涵式发展的需要，更是提升国家高新知识和高新技术竞争力的需要。尤其是在智能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强与弱之于国家竞争力的强与弱具有决定性作用，缺失了高等教育的率先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及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何谓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笔者据高等教育之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本质属性及其服务社会的职能，定义其为：人才培养高质量、知识创新高水平、大学治理高效率、推进社会进步贡献大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3］。由于人才培养不仅是大学的核心使命，而且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故此，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目标及根本任务。尤其是作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重要基地，“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应该致力于“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把自己自觉纳入提升国家人才竞争力的人才强国战略框架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人才自主培养模式，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4］做出不辱时代使命的突出贡献。
（二）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需要
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事业永恒的主题和目标。由于基础教育关系到全民族成员的基本文明素质，更要体现公平优先的原则；而高等教育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故决定了其必须以效率优先即质量提升为根本原则。近五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45.7%提高到了59.6%［5］，我国的高等教育整体上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且发展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与此同步，我国的教育财政性支出也不断增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6］。由此表明，通过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发展的努力，我国基本解决了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在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解决之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人才培养质量就成为新时期我国大学建设的主要目标和紧迫任务。
随着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不仅集中体现为大学人才培养的竞争，更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竞争的集中体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并发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主题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7］。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和要求，笔者认为：在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高等教育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好龙头作用，大学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致力于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提升及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从而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促进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富有创造力的人才支撑做出积极贡献。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本科教育日趋素质教育及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日益强化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学必须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予以更高的要求，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衡量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基本依据和根本标准。这既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对我国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升提出的新挑战亦是新要求。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告诉我们，缺少拔尖创新人才支撑的国家是没有竞争力的国度，不能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国家绝非高等教育强国，继而根本不能成为现代化强国［8］。基于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改革。
（三）应对国际形势巨变、国家高新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其特征是：其一，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以超乎人类想象力的发展速度且不可逆转的态势彻底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国与国的竞争已然成为高新知识和高新技术的竞争。由于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对高新知识、高新技术及其人才培养具有垄断性，故高等教育及其大学的强与弱之于国家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其二，由于我国的全面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不仅大肆破坏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并且用极其恶劣的手段对我国高新知识的发展及高端人才的合作交流实行了最大化的扼制。我国虽然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9］，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还面临不少诸如“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10］等问题。此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原因所在。
高等教育及其实施机构即大学集群作为国家知识及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国家—经济—科技—人才”这条竞争生态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其中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对国家竞争力提升最具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主题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第五部分，开明宗义地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论断并阐明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1］的鲜明立场后，又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的战略高度，用了一大段独立的篇幅为如何“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及“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由此足以说明我国在应对国际形势巨变及国家高新科技竞争日益残酷大背景下，对人才强国战略予以了置顶布局的重视。
大学具有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双重使命和责任，但是所有的知识创新、科技进步都是人才作为的结果，由此决定了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首要性。没有大学人才自主培养的高质量及拔尖创新人才的辈出，我们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亦会失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支撑而不成其为可能。所以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要自觉把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纳入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战略框架中，服从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要，通过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致力于解决西方利益集团在诸多卡我国高新知识脑子及高新科技脖子领域人才不足的问题，并积极应对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为提升我国高新知识和高新技术的人才竞争的比较优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其关系逻辑
由于认识支配行为，人们是根据持有的认识决定如何行动的，不同的认识导致行动的不同，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行动结果。大学组织亦然，其行动的选择及其结果很大程度是被大学及其成员所持的认识预先决定的，有多少大学认识就有多少大学行动，此即大学理性认识先于大学行动并指导大学行动的作用。此即讨论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及其提高，与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创新的内涵和逻辑关系的必要性。
（一）关于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及其全面提高的内涵解读
何谓质量？据管理学的基本观点：质量即实现管理目标。人才培养质量亦然，人才培养质量即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人才自主培养是针对培养主体的强调，指依靠我们自己实施的人才培养。尽管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大学是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产物，但其一旦落户于某国度，该国的制度及文化等就必须对大学施加影响及施以本土化改造，包括人才培养的本土化。而所谓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不仅强调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我们自己作为培养主体的作用，更在于强调我们必须设计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并致力于培养目标的实现。故“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目标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对自主培养目标及其手段的特别强调。《马斯洛人本哲学》中有个基本观点：“人并不完全是被决定或被限定的，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12］大学是高度理性的组织，其不仅具有自我决定的个性发展需要，更必须强化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理性自觉，在人才自主培养及其质量提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之于“全面提高”的解读，我们可以从人才培养过程涉及的全要素加以理解，而这是与人才培养模式高度关切的问题，下面专门讨论。
在此有必要重点强调的是，立德树人作为最能体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价值理性，必须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顶层设计及其实践中发挥其思想引领的作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是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前沿和实践价值的课题，无论从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要还是从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去判断，这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必选项，也是我国大学为根本提升国家人才竞争力做出贡献的明智选择。
（二）关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创新的内涵解读
高教界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形成如下共识：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对目标进行评价的方法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的总和。如王伟廉提出人才培养模式包括培养目标、课程、教学方式方法、评价手段［13］；史静寰则将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方法、资源配置等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要素［14］，等等。但笔者早年提出的，关于人才培养质量并非取决于人才培养过程的单一要素，而是取决于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培养方式、教学制度、大学文化及教师素质等诸要素的共同作用［15］，这一结论之于大学人才培养及其质量提高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培养体系与培养模式具有高度相关性并对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决定性。关于培养体系笔者强调其必须解决“培养什么人”与“如何培养人”两大基本问题，而培养模式则是在明确“培养什么人”即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重点在于解决如何培养人即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问题。人才培养是一个涉及诸多要素的复杂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任务就在于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将人才培养全过程及全要素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此避免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就事论事的碎片化。由于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所以培养什么人是大学之首要问题，而培养模式就在于完成培养什么人的任务。相对而言，培养模式具有系统性、稳定性及多样性等特征。但是，人才培养模式是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是对人才培养诸要素及其过程予以整合的设计及运用，而人才培养目标是根据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由此决定了人才培养模式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三）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高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逻辑关系
基于上述对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及人才培养模式内涵的解读，对于“人才培养质量是人才培养体系诸要素如培养目标、知识体系、培养模式、文化环境、教师素质等共同影响的结果”［16］的结论毋庸置疑。换言之，我们可以对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高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两者的逻辑关系进一步阐明如下：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高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目标前提，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高的必需手段。只有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才能担负起中国式现代化及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作用，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即大学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唯有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才能达成目的。这就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行动的逻辑所在，亦是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绕不过去的改革路向。
改革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亦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基于此，教育部明确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主线即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17］。作为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主要依托，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必须重新定位，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逻辑起点，根本改变以往过于注重办学条件改善和科研绩效排名的目标定位及急功近利的行动选择，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高的努力中，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发挥自己高端人才培养的优势，为提升我国高新知识和高新科技的人才竞争力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三、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行动逻辑
如前所述，大学的人才培养是一项涉及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方式、教学制度、文化环境等诸多要素且师生学术交互影响的复杂活动，由此决定了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提升，必须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行动逻辑。
（一）回归立德树人育人使命坚守的逻辑
在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和大学生工作的实践中，笔者形成了如下认识：就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而言，人才培养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首要理由，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变特征量即属性特征。人才培养是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大学的组织架构、制度安排、学科建设、文化营造等无不是围绕如何高质量实现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进行设计的，忽视人才培养的大学绝非是真正意义的大学，更不能成为对优秀青年学生具有吸引力且为社会输送优秀人才的大学。举目世界，凡一流大学无不以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价值使命及目标追求并藉此享誉世界。
立德树人既是我国大学的立身之本和根本任务，又是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和根本标准。大学教育的首要问题是明确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立德树人之于人才培养及其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设计具有价值引领的极端重要性。立德树人并非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其是“大学为实现理想的目标，以培养具有坚定的科学信仰、高雅的文化修养、高尚的道德操守及有高度社会担当的卓越人才为己任，进而对其人才培养提出的具有思想性、指导性与针对性的价值标准及根本要求”［18］。基于对立德树人的上述认识，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立德树人不仅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对培养什么人做出的选择，也是大学自创生以来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使命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立德树人既是大学办学治校的方向所在，又是大学人才培养之天职所致；立德树人既是基于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对大学人才培养提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要求，又是大学价值存在之依据。强调“立德树人”育人使命坚守的回归，是以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效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行动的首要逻辑。
（二）人才培养目标创新的逻辑
关于人才培养目标，潘懋元先生明确提出：“人才培养目标即是把人塑造成什么样的人的一种预期和规定，体现着一系列思想观念，它规定着教育活动的性质和方向，且贯穿于整个教育活动的始终。”［19］依据“管理始于目标也终于目标”及“管理质量即目标达成”这一组织管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结论，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亦然，其人才培养始于人才培养目标又以人才培养目标是否得以实现为质量评价标准。关于人才培养目标还可以深入讨论如下：人才培养目标既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顶层设计的价值逻辑起点，亦是人才培养体系诸要素安排的基本依据。具体言之，大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设计、培养方法选择、教学制度安排及大学文化营造、高水平教师遴选等等，无不受制于人才培养目标。作为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及支撑人才培养全要素及全程的核心价值，人才培养质量包括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是预先由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的，此即大学人才培养质量首先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质量。
上述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讨论，我们不难把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行动的逻辑依据之二。人才培养目标是确保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逻辑前提，具有价值引领性。我国大学包括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上，尚普遍存在诸如培养目标模糊，缺乏知识、能力、素质目标的分解，偏重于存量知识的系统性及其积累，对解决问题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重视不够等问题。一言以蔽之，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尚处在低要求而非高标准的阶段，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都必须以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为切入口，尤其是研究生培养更应该“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核心培养目标，并以此为价值引领重组人才体系各要素及培养方案”［20］。
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有必要在指导思想上达成如下的统一并采取积极行动：放弃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低要求并坚持以解决问题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高标准；在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素养基础上，更要重视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及适应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科技革命需要，人才培养目标必须与时俱进以体现其强烈的时代性。最后必须加以强调的是，由于人才培养目标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因此其必须有利于满足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的发展，在引导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人才培养中共性与个性和谐共生的理想［21］。
（三）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创新的逻辑
大学之课程体系及其内容与培养途径及其方式分别决定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一般而言，课程体系及其内容决定教什么，培养途径及其方式决定怎么教，两者共同构成大学人才培养活动的基础并确保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成为可能。两者缺失抑或缺失其一，大学之人才培养活动都将不能发生。但两者并非独立的存在，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及相互转换的联系对人才培养及其质量的影响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故此，薛天祥很早就提出坚持知识传授和能力发展相统一的课程体系建设模式［22］。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课程体系及其内容与培养途径及其方式捆绑为不能割裂的整体，并视其为实现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必须采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行动的逻辑之三。
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我国大学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之所以需要创新，就在于它们均存在需要通过创新予以解决的不少问题。课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其一，由于受传统人才观强调知识系统性的影响，大学的课程体系过于庞大并导致大学生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个性化学习；其二，课程结构及课程内容陈旧不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不仅缺乏前沿性且不利于形成大学生交叉学科的知识结构及其学术视野，而学科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课程体系改革的趋势所在。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早就预言：“21世纪是综合科学或交叉科学的世纪。”［23］大学人才培养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教学方式长期停留在课堂教学、教材教学、教师教学、群体教学的阶段，培养方法陈旧、单一、落后，既缺乏多样性又缺乏灵活性。
随着“互联网+”高等教育与“人工智能+”高等教育时代的来临，知识获取、知识积累及知识处理的多样化及快捷化已经彻底改变大学之知识积累与能力发展的逻辑关系。如何通过课程体系及培养方式的创新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性、批判性、创造性，把大学生从传统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知识中心、课堂中心被动学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中解放出来，以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创新创造的能力，这是我们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行动必须达成的目的。由于“每个学生对自己学习情景的认知都是十分独特的”［24］，在智能化社会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创造了无限可能性的时代，为大学生提供更多个性化的课程体系及培养方式的选择机会，或许是我们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一个方向所在。
（四）教学制度与大学文化创新的逻辑
教学制度是大学规范教学管理的制度文本，其关系到学习主体学的规定及教学主体教的要求，具有整合教学资源、规范教学行为、保障教学正常秩序的作用，教学制度使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具有合法性［25］。富有成效的教学制度设计不仅应该具有规范人才培养单位及其成员的言行以维持应有组织秩序的作用，也应该具有引导和鼓励人才培养单位及其成员致力于人才培养成效提升的作用。因此，教学制度作为人才培养模式中依法育人的要素，其既要有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又要有利于大学生的个性发展。由于育人并非课堂教学独属的功能，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课程，通过育人环境的营造，以润物无声、如坐春风的非强制性方式参与大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对大学生的情感陶冶、思想感化、价值认同、行为养成产生其他不能替代的教育影响。总而言之，大学文化是通过把具有强制特征的教育外化为带有教育意图，却以学生自我教育的形式完成的大学环境营造而体现其育人价值的［26］。教学制度与大学文化具有刚柔并济的育人作用，为我们把教学制度与大学文化创新视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行动的逻辑提供了依据。
基于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当前大学的教学制度及大学文化存在的以下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教学制度设计方面：其一，忽视了学生个性发展的自我需要；其二，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自我诉求；其三，既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调动，又缺乏引导、鼓励及激励学生对知识创新的参与，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为此，笔者认为教学制度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创新：1.完善学分制以根本解决学生在教学全程中的参与问题；2.建立荣誉学分制及假期学制为富有发展潜质的大学生个性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3.设立鼓励和支持大学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及健全学生参与教师课题研究的相关制度；4.建立跨学科选课制度以丰富课程资源，为大学生创造不受限制进行跨学科学习的制度环境；5.推行导师制和宿舍学习组织制度，加强课堂外师生之间更多的思想及学术交流；6.建立一流教师新生指导制度以便学生在很高的起点上领悟科学、宇宙、人类社会和人生的真谛并充满信心找到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27］。
在大学文化方面：其一，在市场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精英主义盛行的影响下，当前大学生群体存在学术加速内卷与部分躺平的两个极端，处于中间层次的被戏称为“45°人生”，这也是近些年大学生群体中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人数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其二，大学生刻苦向学文化及大学生创新文化和教师包容文化缺失日渐严重。由于大学文化营造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影响作用，且大学营造的文化环境品位会极大影响到大学人才培养的品位即人才培养质量。为此，对大学文化创新提出如下建议：1.回归大学本真，营造追求科学、崇尚真理、对国家负责的使命文化；2.回归以人为本，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学者学生的包容文化；3.回归大学精神，营造大学竞争和创新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28］。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必须通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实践，努力实现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任务，才能创造性地回答好和完成好总书记提出的根本问题及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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