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韧性思维嵌入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特定场域之中，为其在行动中通过“技术赋能”塑造韧性特质、推动韧性治理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韧性治理”和“治理韧性”二者之间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前者是一种治理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展现了治理行动及其过程的某种特征；后者更侧重于“韧性”，是治理行动的目标指向和结果表达。数智时代大学治理韧性的基本表现维度包括时空广度、结构适度、赋权深度、目标精度和价值温度等几个方面。实践中，大学韧性治理主要包括管理型领导到创业型领导的治理角色转变、以数智化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场景营造，以及以虚拟开放平台为载体的内外部资源与信息联动等方面。
关键词：数智时代；韧性治理；治理韧性；治理场景
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渐凸显的环境中，韧性正成为各社会系统/组织（城市、社区、乡村、企业等）稳健发展的必备特质，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构建基于演进韧性的治理框架则是实现系统/组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对数智时代的大学而言，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的组织发展情景，这对其治理行动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数智化技术作为一个关键变量既表现出改变大学治理行动方式的能力，也代表着社会发展形态变革进而重塑大学发展目标。将韧性思维嵌入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特定场域中，关键在以技术为支撑变革组织治理行动逻辑和实践策略，构建衡量组织治理韧性的表现维度，为其在行动中通过“技术赋能”推动韧性治理以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由此为实现组织韧性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一、何谓大学韧性治理
21世纪初期，“韧性”这一展现某种物理特质的概念开始引起公共管理者的重视并引入治理场域中使其变得更具社会与人文属性，治理韧性、韧性治理、城市/社区韧性等成为研究热点。大学治理也正面临着复杂环境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其行动理应表现出韧性特征才能更好地实现善治。
（一）韧性概念的缘起与扩展
“韧性”（Resilience）源自拉丁语“resillo/resilice”一词，解释为“回弹”（Bounce Back）或“回跳”（To Leap），本义仅用来指明物体在生产和利用过程中承受外在压力产生形变后恢复/复原的特性和能力。这一概念最早应用于物理和工程领域中，即“物理/工程韧性”，强调物体恢复到最初稳定状态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开创性地提出“生态韧性”的概念。他认为，“韧性决定了系统内关系的持久性，是衡量系统吸收非线性因素和参数变化并保持持久性的能力”，强调具有韧性的生态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或人类不同程度干扰行为时凸显出的维持自身平稳运行的能力，并处于持续适应性调整的动态变化之中。其后，伯克（Berkes）和福尔克（Folke）等提出系统稳态不是仅有唯一的存在形式（即回到原初的状态），在适应与调整过程中呈现多种可能样态。由此，关于韧性的研究范围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延伸至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强调系统或组织的学习适应能力和创新演变能力，这体现了演进韧性的特征。例如，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区域韧性理解方法强调知识异质性的作用，不同于工程学和生态学意义上的均衡韧性，其突出了区域经济抵御技术、市场、资源等冲击和压力并恢复、再组织、更新发展路径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也是一种不断调整社会经济和制度结构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维持增长的能力。
自此，学界对韧性的认识经历了从物理/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认知转换。物理/工程韧性关注物体受到外在干扰、冲击后能否迅速恢复的能力，强调物体稳态的唯一性；生态韧性则承认系统稳态的多样性；演进韧性以变革、转型、创新等为核心特征，更突出系统或组织在适应与变革中的持续动态调整，重点关注动态调试过程中的结构设置、资源整合、制度设计等是否会提高系统或组织应对风险、挑战、压力的能力，致力于促使系统或组织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协同互促呈现更好的发展状态。基于演进韧性的视角，社会系统或组织在稳态维持过程中的适时应变、资源创生、持续创新等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所展现出的韧性特质使其能在不确定性情景或持续性挑战环境中有效行动且得到更优的结果。
概言之，已有研究对韧性的理解达成两点共识：其一，韧性是一种过程，而非结果；其二，韧性关注长期的能力建设，而非短期的应急特性。韧性可以被理解为革新，它是转变主要的政策设想，并重塑系统结构的一种反应能力。其所囊括的能力主要包括恢复、吸收、适应、改善、预防、应对、缓解、学习、创新等。这表明社会系统或组织韧性构建是一个持续性的行动，韧性也就表现为社会系统或组织应该具备的一种内在特质。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始终呈现出系统或组织向前演化变革的状态，即系统或组织不仅是维持其既定的运作方式和行动路径，更重视在面对不确定性环境中的风险、挑战时通过结构创建、制度变革、能力塑造等实现转型发展。
（二）治理场域中的韧性
系统或组织行动中的韧性赋予其适应、变革、演进等能力以抵抗所处环境中的压力和冲击，这与公共管理领域中社会/组织的危机应对、可持续发展等治理议题契合，即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化解危机困境、破除资源束缚、优化战略规划等都需要在结构重塑、资源创设、制度变革等治理行动中展现其应变与创新能力。早期的新公共管理代表人物胡德（Hood）强调“韧性与安全”和“成本与效率”“合法性与公平”有着同样的治理价值。威尔达夫斯基（Wildavsky）基于对传统公共危机管理被动响应方式的反思，提出了相应的“韧性策略”。“韧性”逐渐成为不确定的世界中治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一种解决方案。由此可见，公共管理领域中的韧性阐述源自对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思考，治理行动及其韧性的提升更多立足于非常态化治理情景，表现出明显的“灾害/风险冲击-应急管理”特征。
然而，从演进韧性的角度看，这将窄化韧性概念的认知和适用范围。“作为治理的韧性，不仅需要体现为特殊时期的应急治理能力，而且更应该彰显为一般时期的常态化治理能力。”社会/组织治理行动发生于常态化与非常态化交替的情境中，且更多是应对常态化情境中的问题。在常态化时期，社会/组织治理主要面临着激活发展优势与潜能、提升资源整合和利用效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及构建完善的行动者关系网络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有效治理更能凸显治理行动在常态化情境中具有韧性。此外，韧性彰显着可持续性这一重要特征，即韧性要求长期的治理有效。也就是说，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治理行动不仅仅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修修补补，也不再仅仅是按部就班地用以往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立足现实又着眼于长远才更有可能使社会/组织治理保持善治状态。
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行动及其政策设计从偏重诸如“公平”“正当”等价值观到韧性思维嵌入后更加强调“灵活适应性”“稳健持续性”“演化变革性”等价值理念，进而实现治理体系优化和能力提升。“韧性正成为全球治理中广泛使用的习惯表达”，让治理具有韧性是实现善治的新行动指南和实践策略。总体而言，韧性思维嵌入治理场域中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僵化的科层行动。阿杰（Adger）等基于合作治理的研究指出，治理行动的韧性彰显能够扩展治理体制的选择空间，超越了科层制中标准化的线性行动。二是重视创建体系化、系统化的整体治理范式，有效解决治理行动的碎片化问题。三是以“简约化”规则消解层级结构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迟滞性以提升治理韧性。
治理场域中的韧性研究主要关涉作为理论阐述的“治理韧性”和作为实践探索的“韧性治理”两个方面。“韧性治理”和“治理韧性”二者之间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前者是一种治理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既展现了治理行动及其过程的某种特征，也是提升治理体系韧性的主要路径；后者更侧重于“韧性”，是治理行动的目标指向和结果表达，强调将韧性作为衡量治理体系完善与否、治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标尺。概言之，治理韧性与韧性治理是治理话语与韧性概念在公共管理领域融合的一体两面，韧性治理是行动的过程，也代表着提升治理韧性的实践策略；治理韧性则是这一行动想要达到的结果，即韧性治理的绩效目标。因此，探讨如何构建完善的韧性治理体系要准确把握治理韧性所指的基本维度，而治理韧性的规范性研究最终要落脚于更好地推进韧性治理实践。在不确定性和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社会/组织应通过韧性治理提升治理韧性进而塑造其发展韧性，以应对各种风险、冲击和挑战及其可持续性发展诉求，展现自身适应调整能力、变革演进能力等。
加速时代中的大学在面临各种压力、挑战时需要适应性调整、持续性变革、前瞻性规划以及协同性合作等体现韧性特征的行动提升自身适应能力、创新能力、演进能力以展现组织发展韧性。韧性思维从社会治理领域延伸至大学发展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大学治理行动为何需要突出韧性特征”。组织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引发的诸多挑战和压力都需要在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优化的过程中化解。大学治理最重要的目标在于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并充分保障师生群体作为行动主体的权利。传统的线性规划、管理的思维和行动不能及时感知、捕捉不同群体的诉求，机构分立的科层结构造成组织办事效率不高的困境；大学师生群体治理参与的权利意识日益强烈，目前的制度安排更多的是在正当性层面维护个体的权利，但在实际的治理流程中又仅仅只是实现了少数人的治理参与，可能造成部分人及其诉求被忽视的局面。此外，今天的大学正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由外部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带来的挑战。外部环境动态性由国家、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现实需求、战略目标以及未来规划等引起，这就使得大学所承载的期望和要求不同于以往，且呈现动态性调整，其以按部就班的方式必定无法充分展现自身价值和作用；外部环境竞争性则表现在大学知识活动的优势地位受到主要来自科技企业的挑战，众多高新科技诞生于企业之中引发了大学能否继续引领知识创新、科技变革及其知识活动形式是否适宜的质问，大学必须适时应对且持续有效行动。
事实证明，“政策如果要不失败，则必须设计得更具‘韧性’”，韧性思维嵌入大学治理行动之中正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必要选择。大学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行动方式，强调组织制度、结构以及资源创生的活动方式等方面适应性动态调整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挑战和压力，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治理情境中提升组织应变能力、学习能力和演进能力以实现持续性的自我更新，致力于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服务与权利诉求，并在社会发展中展现更强大持久的创新引领作用，进而塑造大学发展韧性。
二、大学韧性治理的目标
明确了“大学治理行动为何需要突出韧性特征”这一前置性诘问，需进一步追问“大学韧性治理的目标是什么”。从“韧性治理”与“治理韧性”的关系角度看，这一问题实质上是探究作为行动过程的大学韧性治理要形塑怎样的大学治理韧性，即大学治理韧性的表现维度是其韧性治理的目标指向。大学治理韧性的表现维度不仅表明了“大学治理什么”，更是指出“大学怎么治理”，前者指出治理行动的具体内容及其目标，后者表明行动过程的方式以及治理效能的高低，而治理效能会因不同阶段治理方式的不同产生明显差异。尤其在当前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为支撑的时代，技术展现出了强大的赋能力量，“数智性”逐渐成为组织运行的基础构成要件。数智时代的技术革新使得大学韧性治理效能增进，与技术赋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凸显，大学治理韧性也就表现出更明显的数智化特征（表现为以数智化为核心特质的技术韧性）。因此，由技术赋能化解治理目标与行动能力之间的“非对称性”困境，充分耦合“智能”与“韧性”两种要素并形成以数智技术支撑的治理韧性是数智时代下大学治理行动相较于以往明显的不同之处。当然，大学治理行动何以充分发挥技术的赋能效应并不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即技术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与组织中的制度和结构形成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就大学治理而言，行动中的技术应用并不简单的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议题，这一过程应重视技术的更新与应用以及以技术为支撑的政策设计的适应性调整；在技术与组织制度和结构的深度互动中形成的治理意蕴既强调合理地使用技术的工具属性，又避免和预防技术异化造成的困境，建立和谐“人-技”关系，进而在无所不在的技术时空中构建新的治理样式。
概言之，大学治理韧性的表现维度包括时空广度、结构适度、赋权深度、目标精度和价值温度等方面。
一是时空广度。从时间上讲，加速社会中的时间是一种重要的治理资源，即在不确定性、复杂性增强的内外部环境中，组织事务管理的周期缩短，治理的时效性、前瞻性是衡量行动效能的重要标准。这就意味着大学改变着重关注短线时间轴上已有问题的被动反应式治理，并跳出对短期利益的考量，以数据实时收集整理、算法辅助优化决策等为基础在更长远的趋势判断基础上增强治理行动对内外部环境中需求的应变性和预见性。从空间上看，大学发展韧性的构建不仅重视以技术赋能实现内部治理空间的革新重塑，也强调以更加宏大的空间布局作为组织行动的背景选择。空间是治理行动展开的载体，且其中聚集着不同的社会关系组合，随着由技术变革引发的空间尺度的变化和类型的分化形成不同的治理形态，即空间既为大学治理效能预设了行动边界，也塑造了跨空间治理的新情景。在空间尺度上，大学治理行动的关注点不仅是内部组织运行，也包括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即以数智技术及其搭建的平台加强与外界的交往和感知；在空间类型上，数智技术嵌入大学运行中重塑着组织事务管理的“人-人”互动关系，部分事务的数智化处理形成了“人-技”交互关系，大学治理行动也就发生于“虚实耦合”的空间之中。
二是结构适度。优化组织结构是韧性思维嵌入治理场域的重要表现，数智化技术所表现出的有效连接、及时回应、加强协商等功能则为大学治理结构的简约化架设创造了条件。技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和资源可有效替代或协助常规性、程序化的人工劳动，即大学治理中的相应事务处理交予以数智化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管理平台。这就使得原本显得繁杂或机械重复的组织事务处理变得更为清晰而集成，推动大学内部管理机构的精简化和扁平化，并在机构间有效的分工协作中蕴育出整体性。技术构建起平台化的治理形式和虚实嵌套结构，且技术本身在不断更新变革，大学借助数智化方式能够不断进行柔性结构调整，也就为治理行动确立了可拓展、可演化、可升级的结构韧性。同时，大学治理结构是开放性的，即以数智化技术迭代嵌入、重塑大学治理结构以跨空间重组其社会关系网络，而开放性治理结构中不同社会个体、群体或组织的互动则有助于积累、塑造大学发展韧性的社会资本。
三是赋权深度。大学治理行动中的新兴技术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组织资源的占有、配置等发生转变，特别是数智化技术在拓展治理时空边界的同时也拉近了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推动形成联系紧密的治理共同体。由此，技术媒介深度融入组织社会关系网络中推进不同主体间的赋权与赋能。“在韧性话语建构中，‘赋权’对于治理的意义被反复强调。”信息数据作为大学治理的关键资源是主体地位获得、巩固以及治理职能有效履行的重要基础。大学治理数智媒介的嵌入则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将开放、共享、合作、互动等理念贯彻于具体行动之中，在消弭主体间信息鸿沟、促进信息流动的基础上拓展治理参与的范围并增强了不同主体诉求表达的机会和议事决策的能力（表现出赋权基础上的赋能）。在由数智化技术构建的信息/数据即权力的语境中，不同行动者都是治理信息/数据的生产者、拥有者和使用者，也就使其更有资格参与组织治理，从而基于主体以及数据信息的差异性、包容性和整全性构建治理秩序性。
四是目标精度。相比于倾向“预先计划、追求掌控”的治理路径，数智化技术嵌入大学治理行动使其具有“快速应对、面向改进”的特点，推动治理体系从碎片化感知向一体化统筹、被动处置向主动响应转变。“可视化”实体机构和“虚拟化”智能平台的整合更便捷且智能地联通大学内外部环境中的相关主体、资源等多方面的交互信息，明晰治理行动的目标指向。一方面，大学组织内部不同个体的诉求和意见以数字信息的形式呈现，且组织运行状况表现为相应的数据形态，这些数据和信息集聚于数智化管理平台。治理行动据此及时回应和满足不同个体的服务需求，且能够实时收集、整理和抓取反映现实问题的信息和数据，实现对政策供给持续的动态反馈、评估和调整。另一方面，大学发展目标的确立以社会发展需求为重要依据，提升两者之间的供需匹配程度，增强治理行动的外溢效应。“韧性治理是一种自适应性的治理”，大学组织活动紧紧把握社会发展脉络和变革趋势以增强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和挑战的能力。
五是价值温度。大学治理复杂性源自不同主体需求的差异化表达和外部环境的持续性变革，消解时空场域中的需求系统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张力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大学治理技术的更新使得受时空因素制约的异质性、动态性需求能够快速地被识别、提取和分析，进而融入大学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之中并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公共性是韧性的内在性因素”，大学韧性治理对组织公共性的塑造体现在人文关怀和社会关切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内部治理话语结构从“管制性话语”转变为“共识性话语”，以技术赋能缩小主体间因层级和空间带来的距离感，消减个体理性之间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认知和理念冲突；二是大学治理行动彰显对社会现实的实时关切，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为己任。此外，在承认“技术构建韧性”有效的同时，大学治理行动清醒地把握技术嵌入的局限性，即警惕技术赋能泛化为无所不包的“空洞能指”和技术“冷漠”“控制”带来的“负能”困境，在“价值正当”“行动正义”理念指导下维护主体权利、重塑治理秩序、履行公共职责。这有赖于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实践，即通过制度构建确立技术嵌入治理行动的理念、方式和价值。“将制度实践与韧性状态结合起来，最终反映的正是制度对于外在不确定性的应变、应对以及适应的特性，制度韧性是一项制度中‘稳定’与‘创造’的配比。”
三、实现大学韧性治理的路径
提升大学的治理韧性，首先在于明晰治理韧性的基本维度，这是回答“大学治理韧性如何实现”的前提，也为大学韧性治理确立了清晰的行动指向。大学治理变革中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对大学韧性治理产生赋能作用的高低不仅反映着技术的工具属性，更取决于治理主体对技术的认知及其如何运用，即技术赋能必须与主体自身的行动赋能相结合，制度创建及其落实产生何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此。有序开展大学韧性治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主体从管理型领导到创业型领导的治理角色转变。在大学之中，行政主体是组织治理行动的主导者，惯常运用管理型领导方式处理组织日常事务，更多地表现为线性规制的“问题管控”。作为管理者的权威是其身份的重要表征，治理行动则更可能体现为管理者取向。韧性思维纳入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首要的是行政主体展现出“创业者”的特征和品质，“创业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其所表现出的创业者行为是公共服务取向而不再是管理者取向，以服务为纽带构建不同群体间互动协商的关系秩序，形成更加有效的基于任务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效而不是管制规范负责的责任机制。创业型领导致力于使组织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自我更新能力，强调通过“调适下的演进变革”展现更高的行动效能。
基于创业型领导的行政主体，其行动赋能首先就表现为根据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要求确立大学治理愿景，明确组织发展的持续性目标以及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挑战和压力的能力建设。“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长远目标，脑子里只是想着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我们就可能误入歧途。没有大的理念、长远的愿景的话，应激性的政策很可能出问题。”治理行动对善治的追求“和所有永恒价值一样，是一场马拉松，而非一场冲刺跑”，治理目标的实现也就不能依靠一系列的反应式、应付性的政策推动，而是需要行政主体展现持续性的变革型领导力，在行动中清楚地陈述并践行大学的使命与责任，并将面向未来的使命感和价值观渗透到组织文化之中。依据大学可治理性寻求之实践进路（制度变革和技术应用）与作用机理（确定性或灵活性），创业型领导治理行动效能的发挥表现为两种实践形式，即“‘制度+技术’双重赋能-确定性寻求型”和“‘制度+技术’双重赋能-灵活性寻求型”，前者强调治理行动以“制度+技术”为手段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具体诉求的把握，后者突出治理行动以“制度+技术”为支撑塑造组织动态调试、灵活应对、演进变革的能力。
二是以数智化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场景营造。场景生发于一定的空间之中，其焦点是人在空间中的行为模式以及与空间的互动及其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在特定的空间中呈现着多种类型的场景，场景的创建也塑造和展现着特定空间的情景化表征形式。“场景营造可以理解为通过对空间的生产、分割和重组，营造出具有特殊意义和社会关系的‘意象性’社会空间，对社会关系和自我进行再生产。”大学治理场景主要是指由时间、空间、议题、需求等特定元素以及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行动所构成的具体情景和过程。数智化技术嵌入治理行动使得大学治理场景表现出“人-空间-技术”的多元连接特征，并赋能于空间中融合场景的生成。一方面，“场景是‘确定性-不确定性’的集合体，因此，也成为连接当今确定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有效桥梁”，这就明确了大学治理场景营造的出发点在于有效识别和应对所处时空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场景的运行要通过技术与制度获得同情共感的能力”，这就强调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善治需要依靠技术与制度双重赋能于大学治理场景营造，以此构建更加和谐互信的行动者关系网络。
数智化技术嵌入大学治理行动首先创建着数智（应用）场景，即通过“事务要素化-要素数据化-数据运算化”实现组织相应事务的数智化处理。“事务要素化”即明确大学治理的具体事项以及对其现实情况进行观测、诊断的要点和标准；“要素数据化”指实时收集与各项管理事务相关的要素数据，这是治理行动有效开展的支撑条件；“数据运算化”是运用相应的数据规则和算法程序对要素数据的整理和分析，特别是确立数据响应的标准，即当要素数据触及响应标准或超出规定的正常阈值时及时采取行动进行处置。这一过程的基础环节在于组织各项事务的数据协同和分析，这需要在学校层面成立专门的数据管理机构，明确其统筹数据管理的职能，重点是在输入端制定明确统一的数据标准，消除数据收集、整理过程中的“数据孤岛”“数据烟囱”困境；提升治理主体的数智素养并建立专业化的数据管理人才队伍，重视通过数据排查厘清事情发展脉络、关注数据预测透视着的潜在发展趋向，提升问题识别的精准性和及时性；在输出端为治理主体提供由数据支撑的参考依据，构建智能化技术与主体研判互配的决策机制。
数智（应用）场景是大学其他治理场景，如服务场景、共治场景、文化场景等的基础。数智（应用）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数智化管理平台的搭建，不同个体的服务诉求呈现于此并通过智能化处理程序能够得到快速回应，以“人-技”交互部分替代过去的“人-人”沟通。这也预示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即场景端的重要建设目标是在服务意识的引导下以整体性的治理运行模式优化基于职能分工的条块结构，依托数智化管理平台整合单一性的职能机构，推动基于职能协同集约的服务场景营造。同时，数智化管理平台为治理行动创造了动态捕捉公共需求变化和重点议题呈现的窗口，在快速识别的过程中实现与治理资源的快捷匹配，从而开展更主动和更具前瞻性的行动。这也为大学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塑造了更大的治理参与空间，即治理主体的行为交互不再局限于实物媒介，以数智化媒介为基础构建的“人-技-人”互动参与机制高效便捷地链接着彼此并具备看得见“个体”的能力，这也同时强化了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治理参与权利，面对组织发展复杂性贡献智慧、同塑规则。由此，大学治理的决策流程强调重视公众视角，将治理参与者嵌入性的情境性知识与行政主体的专业性知识和数据支撑的归纳性知识整合于决策制定过程中，塑造大学治理的共治场景。以数智化技术为基础的服务场景、共治场景营造强化了“主体间性”的连接，治理行动展现出更明显的有鲜明个体觉察与主体意识的群体观，也就在生成互动信任的情感意义、主体身份的象征意义以及主体间关系的再生产意义的过程中构建“以人为中心赋权”的文化场景。
当然，大学治理场景营造不仅要“利用好”数智化技术，也要“治理好”数智化技术，即治理行动既重视发挥技术赋能效应，也强调通过制度创建规范技术应用过程。在以数智化技术为支撑的大学治理场景中，数据作为重要的治理资源并与权力（权利）形成紧密联系，成为行动主体开展治理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构建科学的数据管理制度，一方面，明确数据的开放性与共享性，让不同群体及个人能够更便捷地获取代表组织发展现实状况的数据，促使主体间信息相对对称，这是其增强话语权、有效参与治理并建言献策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加强数据的更新与保护，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关系到治理决策是否科学，必须实时收集、整理数据并进行数据清洗，且数据包含着组织发展及个体的相关信息，应加强对数据的保护特别是防止侵犯个人隐私权。此外，基于算法程序的数据分析呈现着要素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决策者也就无法只是运用数据准确知晓相关问题背后的内在原因；数智化技术不会生成价值判断的疑问，更无法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且与人的需求、道德等相关的实质理性问题不可能完全转换为形式理性问题交给技术进行数智化处理。“数据是一堆冷冰冰的符号，要想让它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变量，就需要赋予数据相应的情感和意义。”因此，大学治理过程中必须保有并完善必要的“人-人”协商沟通机制，畅通人与人之间自下而上的意见反馈渠道，看得见数据所代表的人的真实性存在。
三是以虚拟开放平台为载体的内外部资源与信息联动。数智化技术赋能大学进一步打破时空限制，作为社会中的组织，其发展目标的确立和实现不再仅仅立足于自身，而应比以往更重视与外界形成更紧密的资源与信息互动。“‘韧性’不仅是一种范式或工具，更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改变。”大学治理所表现出的韧性特质不仅体现在组织内部主体间的协同，也有大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这就要求大学既要有智能的技术，更应具备因境施策的艺术，增强治理行动的情景意识。“情景意识是指组织应时刻关注其内外部环境变化，以获得与组织活动相关并影响组织各级决策制定的关键信息。”对大学而言，其所拥有的最重要资源就是知识，影响外部环境的重要方式也是其知识活动。因此，大学应搭建数智化的虚拟知识治理系统，重点在于将组织中不同类型知识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展现于这一系统中，加快知识传播速度并打破知识共享壁垒，强化内外部信息、知识和资源的联动性，增强大学知识活动的协同创新效能。一方面，对内推动学科间知识交叉与融合，即虚拟知识治理系统通过数智化自动匹配和检索功能提升个体对组织内部知识搜索的速度和质量，强化大学中知识主体的互动交流并与潜在合作主体快速对接，推动跨学科创新团队建设；另一方面，对外实现知识供需主体间的精准接洽，即作为大学知识和人力资源集成汇聚载体的知识治理系统是对外开放的，外界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这一系统检索有益于自身的科研成果并加强与大学知识主体的交流；或是将自身知识需求和期望呈现于系统之中，而这将成为大学治理特别是其知识治理活动的重要目标，即大学将这些信息转换成可采取行动的政策，强化大学内部知识活动对外部环境发展及其需求的追踪和匹配。这种基于内外部信息交互的“循证”式政策制定考虑到多样化的观点和反馈，使大学知识治理创造更显著的社会价值。大学以此在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同时也创造着未来的社会。“大学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去适应它的新的需求。社会有了一个新的需求之后，大学就该去满足这样的需求，这就是大学所应该做的。”大学内外部知识协同创新构建起以数智化技术为支撑的虚拟科研社区，塑造着更有活力的以知识创新和利用为目标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要在稳定和谐的关系基础上持续推进二元创新活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大学必须建构完善的知识共享与协同激励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在知识成果转化与技术开发利用上应明确贡献认定和利益分配准则，防止知识侵权、科技盗用等行为的发生。
总之，韧性本身内含深刻的治理意蕴，大学治理应对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需要具备韧性特质。数智时代的大学韧性治理需要技术赋能，但所展现的善治智慧又不能被技术裹挟。大学善治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既需要恰逢其时的技术应用与更新，更依靠在持续性制度变革中展现人的行动效能。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应用形成的治理技术韧性，还是以技术为支撑的结构重组形成的治理结构韧性，抑或是规范技术应用的制度演进形成的治理制度韧性，都共同塑造着治理关系韧性，而稳健的互动关系网络才是大学发展韧性的最主要来源。
（黄文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4期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