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推动国家实现创新发展，始终离不开高素质人才和高质量教育的支撑。其中，拔尖创新人才处于人才金字塔的顶端，是引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方向的“关键少数”，是可以在一个甚至多个领域引发巨变的“最强大脑”，其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开展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工作已成为国际共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初步形成了组织化、制度化、系统化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体系，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回顾我国教育实践，在高等教育阶段，从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第一个“少年班”到“珠峰计划”、“六卓越一拔尖”、“强基计划”；在基础教育阶段，从1984年天津市实验小学创办儿童智力早期开发实验班、1985年北京八中创办超常教育实验班到2013年开始实施的“英才计划”，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做法。这些探索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科技重大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领域“冒出来”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不够，拔尖创新人才选育不足问题仍需系统破解。
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国家人才资源中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对人才需求的重要群体。当前，我国已进入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亟须加快形成连贯可衔接、长效可持续、协同可联动的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体系。从理论层面，已有研究从人才成长的规律性、教育影响的系统性两方面，强调了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的重要性；从实践层面，也有研究分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识别标准不一、形式固化，模式体系化程度不高、方式方法欠科学，体制机制脱节错位、衔接不佳，多方主体合作意识不强、协同乏力等现实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看，拔尖创新人才识别选拔、连贯教学培养、模式衔接融通、多方主体协同应当成为一体化选育的核心要义。基于不同学段、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不同主体，推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多维识别、连贯教学、跨界交叉融通和多方共育，更是未来一体化选育工作的重点方向。
一、整合各学段表现的多维识别
拔尖创新人才识别是一体化选育的逻辑起点。学界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有哪些特征、如何识别拔尖创新人才仍在热议，焦点在于人才识别的科学性，即识别方式是否观照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长周期、阶段性及特殊性特征。拔尖创新人才个体天赋、潜能、创造力等方面的外显，往往存在时间速度、智能领域、特殊表现等方面的差异性；实践中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需要超越静态识别方法、单一识别标准和常规识别思路，更加关注个体成长过程的差异性，综合考虑其在时间、内容、需求等多维度上的复杂性，从而整合不同学生各学段的动态化、类型化、特殊化表现，形成一体化的多维识别方式。
（一）拔尖创新人才识别应统合时间、内容、需求维度的成才特点
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在时间、内容、学习需求维度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人才识别应基于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统合。
在时间维度上，受自然禀赋、培养情境、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不同学生在某一领域超常表现的显露早晚，时间上会有所不同。心理学家发现，青少年时期是智力发展与兴趣显现的关键时期，而一部分超常儿童更是较早在求知欲、关注力、学习能力等方面，表现高需求、高强度、复杂性等特征；也有部分学生由于先天发展滞后或缺乏早期发现环境，在较晚阶段才显“冒尖”；相关研究也表明，高智商的青少年在后续的追踪表现中并非全部延续“拔尖”。由此可见，拔尖创新人才可能存在“持续发展拔尖”、“早期拔尖后期停滞”、“早期普通后期拔尖”等不同外显模式。因此，针对学生个体在各学段的阶段性表现，开展动态识别十分必要。
在内容维度上，不同类型拔尖创新人才的“拔尖”与“创新”，可能表现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学界对于识别高创造力、高潜能群体提出新观点。有研究者对不同领域内通用的创造力提出质疑，认为个体创造力的表现只局限于某一领域；还有研究者认为，任何个体都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天赋优势，识别出每个人的不同拔尖潜能并加以培养是新方向。这些观点说明，拔尖创新人才不能简单归结为智商层面或一般能力层面的超常，而可能是在一个或多个领域或元认知领域具有超常表现与发展潜力的学生，单一的内容识别标准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复杂性不相符合，围绕不同学生差异化的超常表现，开展类型化识别至关重要。
在需求维度上，拔尖创新人才是对学习具有较高需求的群体。因其在智力、特定领域表现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在智力开发、学习资源、发展环境等方面的高层次、高水平需求往往受到更多关注。但同时，天赋与才能也存在内隐性、不明确性，可能被相对不利的成长环境，以及学习障碍、社交障碍、视听障碍等特殊身心境况所遮蔽，这类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儿童，往往在被发现与识别方面处于不利境地。因而，积极回应这类拔尖创新人才在培养者识别理念、识别能力，以及整体识别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需求尤为关键。
（二）拔尖创新人才识别的现存问题
当前，拔尖创新人才识别实践中的方法静态性、标准单一性、思路常规性，与人才成长的发展阶段化、内容多样化、需求特殊性等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
首先，静态识别方法与人才阶段化发展特点不相匹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多采用智力测验、竞赛项目等方式识别拔尖创新人才；高等教育阶段主要结合高考成绩、自主招生成绩、各类人才竞赛项目等识别拔尖创新人才。整体而言，现有的拔尖创新人才识别工作，主要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节点，以相对静态的测量或选拔结果为判定依据。从潜能的动态发展观看，创新人才的各项潜质会随着个体对相关领域、问题情境的不断深入而变化，人才发展的自组织性特征也给静态识别的有效性带来挑战，基于真实情境的动态识别更加关键。此外，从长远发展看，拔尖创新人才在超常领域的发展速度可能存在阶段性变化，部分早期被发现的学生可能在中后期面临拔尖“瓶颈”，如果缺乏动态性的跟踪识别，容易因缺乏及时关注与支持而陷入困境。
其次，单一识别标准与多样化的识别内容不相符合。从人才素质结构看，学界有关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构成众说纷纭，对于诸如创造力、创新思维等潜能的可测量性、可预测性也存在争议。换言之，识别标准的单一化容易导致识别结果误检、漏检。具体到识别实践工作中，基于“智商论”、“才能论”的不同认识，产生了测量导向和选拔导向的拔尖创新人才识别模式。测量导向模式以智商、学业成就表现为核心标准，通过智力测验、学业测验筛选和识别智力超群、成绩卓越的学生，识别标准相对简单固化。选拔导向模式通过不同类型的竞赛项目、资优奖项等选拔出不同领域才能卓越、潜能突出的学生，识别标准存在“唯指标”、“唯奖项”的风险。由此可见，不论是何种识别模式，都在识别标准上趋于单一化、规范化和格式化，相对忽视不同人才拔尖能力的差异，不利于各类人才的涌现。
再次，常规性识别思路与特殊性的识别需求不相适应。目前，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工作，主要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系统展开，而这一识别思路默认潜在的人才对象全部能够获得学校教育系统的受教育机会，忽视了因教育理念、身体条件、家庭环境等方面原因未获得有效教育机会或在特殊类型学校接受教育活动的小众弱势群体，可能错过此类特殊型拔尖创新人才。欧美国家基于特殊儿童的探索性研究，逐步开发出匹配特殊儿童需求的识别工具，形成了“分智力测验”、“行为观察鉴别”、“能力—成就差异鉴别”等不同鉴别模式。为应对弱势群体英才教育的不充分问题，美国一些学校开始通过非语言智力综合测试、瑞文推理、档案袋观察、实地观察、家庭文化评估等方式多源收集数据，一些地区还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出特殊英才教育项目和特殊英才分配计划。韩国近期发布《第五次英才教育振兴计划（2023—2027）》也为弱势群体英才学生提供了一对一咨询教育项目。当前，我国针对特殊儿童、社会不利境地学生的理论研究与识别工作相对滞后，明显缺乏对这类潜在人才群体的特殊关注与合理保障。
（三）构建动态化、类型化、特殊化的多维识别方式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选育，需要把握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特点，丰富识别方法，参照多样标准，注重特殊需求，构建多维识别方式。
其一，构建基于阶段性表现的动态化识别。有研究者基于识别评价标准高低、创新构念的具体表现两个维度，划分出“类别化和排他性”、“领域具体和排他性”、“类别化和包容性”、“领域具体和包容性”四种识别定位，并提出结合个体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动态调整识别定位。具体来说，在观念认识、识别周期及配套研究等方面，贯彻阶段性、持续性、及时性原则，落实动态化识别工作。识别观念上，应意识到拔尖创新人才在先天水平、发展速度、外显时间等方面的阶段差异，超越静态定位、一次性判定、偏重识别的传统思维，树立动态测量、多次选拔、跟踪支持的识别观念；识别周期上，应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学段，拉长识别周期，让拔尖创新人才识别成为兼顾过去式、现在式与将来式的持续性工作，同时，构建关键节点测量、递进项目选拔、持续跟踪评估的动态识别模式，为不同速度、不同特征、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多节点、多学段的“涌现”通道；配套研究上，加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研究，刻画凝练不同阶段、不同模式下人才发展的表现、需求与特征，为动态化识别与支持提供理论支持。
其二，促进参照多样性标准的类型化识别。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类型化识别，核心在于结合各学段人才的拔尖创新表现，设置多样化的识别标准，形成推动不同类型拔尖创新人才发现与涌现的识别模式。一方面，进一步增强智商测验、学业成就测验、项目表现等量化识别工具的科学性，强化测量环节、识别机制的合理性，落实各学段的常态化识别。同时，多元设置匹配不同内容、不同领域拔尖表现的识别标准，创新开发包括浓厚兴趣、强烈好奇心、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特定技能、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进阶式识别工具，丰富多样性识别标准，结合各类拔尖维度在各学段的突出表现，落实关键性识别。另一方面，加强对多样化识别标准的综合性分析与运用，可结合不同学科、不同职业、不同领域拔尖创新的应然表现，通过多样化数据的组合分析，判断不同人才在拔尖维度上的类型倾向性，实现类型化识别，依据不同识别标准，促进不同类型拔尖创新人才测出来、选出来、冒出来。
其三，加强满足特殊性需求的保障性识别。在识别思路上突破常规性思维限制，摒弃“缺陷思维”、“刻板印象”，加强对拔尖创新人才“小众”群体的特殊关注与有效支持，帮助更多处于弱势地位、不利境地的潜在拔尖创新人才，让他们的学习需求及时得到满足。此外，加强对家长、基层单位教育工作人员、社会服务人员、特殊类型学校教师的知识宣讲与技能培训，强化人才识别意识与能力、心理咨询与辅导素养，以更好地满足处于不同境况潜在人才的特殊性识别需求，及时提供保障性识别服务。
二、注重大中小衔接的连贯教学
教学体系是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的关键载体。对不同学段施以不同的教学内容、开展不同场景的教学、提供不同的安置方式，是推进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的应然要求。已有研究显示，拔尖创新人才化培养，是一个周期长、见效缓的过程，每个阶段的培养效果均受前一阶段培养基础的影响。面对内容深度衔接不够、探究场景固化断层、安置方式相对封闭的现实困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促进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有效联动，形成大中小衔接的链条式、进阶式、综合性的一体化连贯教学体系。
（一）拔尖创新人才教学需强化内容安排、探究场景、安置方式的连贯性
拔尖创新人才的教学体系，在内容安排、探究场景、安置方式上表现出很强的衔接性和递进性，应基于实际情况加强联系贯通。
在内容安排方面，拔尖创新人才在知识学习与能力习得速度上存在先天优势，也存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学习需求。同时，从智能养成的累积性规律和知识体系的层次性逻辑出发，拔尖创新人才仍需体系化的知识、能力及素养培养，需保证大中小学等各学段在课程设置、类型安排、教学内容、学习记录等方面的连贯性，形成体系化的课程链条。
在探究场景方面，拔尖创新人才在特定领域具有较高学习需求的同时，还在敏锐度、感知力、思考力等方面存在高层次需求。循序渐进地进行知识、技能教学活动之外，观照拔尖创新人才在特定领域的探究兴趣和深度发展需求，也是一体化教学的工作任务。创造力层次理论指出，职业性创造与重大创造都需要在相关领域长时期的专注与投入；有研究发现，在天赋领域持续深入地潜心探索有助于卓越成就的实现，这就要求不同学段的培养活动依托沉浸式、牵引性、高挑战的问题情境、研究情境、互动情境，激发和强化拔尖创新人才的科学兴趣，从而引导和触发深入思考、发散拓展。
在安置方式方面，有研究认为，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并非封闭式、隔离化的秘密培养活动，而是需要在关注差异性基础上帮助人才全面发展、卓越发展的活动。因此，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相应的教学内容，绝非仅限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习得，还在于社会性知识、互动交流能力、社交能力等方面的多领域培养，这就需要结合各学段学生的社会化发展需求与阶段性任务，为其课程学习提供合理适切的安置方式，形成兼顾个性化与社会化需求的综合性安置体系。
（二）拔尖创新人才教学的现实困境
拔尖创新人才教学实践中的内容衔接、场景提供、安置方式，与知识体系化、学习情境化、培养社会化等要求还有距离。
首先，教学内容的深度衔接不够。目前，一定程度上受应试目标的影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各阶段在课程设置、内容安排等方面，仍以中考、高考的节奏需求为主。小学、初中、高中与大学等不同学段之间，由于配合意识不紧密、协调能力不足，课程合作较多停留在可操作性强、见效快的形式化活动层面，相对缺乏深层次、系统性的合作研究与整合设计。在课程设置方面的衔接性较弱，存在课程重复开设或脱节开设的情况，满足拔尖创新人才需求的课程教学体系有待建立与完善。
其次，探究场景固化断层、连续性不强。当前，课堂授课、学科竞赛是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景，高等教育阶段开始逐步进入实验发现、学术思考与交流的探究场景。不论是从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学术探索需要，还是科学研究思维、技能养成的连续性来看，现有各学段的探究场景均相对固化。在基础性引导触发与高层次发现探究之间存在明显的阶段断层，相对缺乏自然引导、循序过渡的场景衔接，对于不同场景挑战度的安排也缺乏整体设计。
再次，安置方式相对封闭隔离。基于拔尖创新人才在学习速度、知识需求等方面的特殊性，通过实验学校、实验班级或专项计划等进行单独教学与培养，是目前拔尖创新人才安置的常规方式。但是，单独培养的安置方式和培养环境存在一定争议，其对拔尖创新人才创造力培养的实际作用仍有待考证。这种“特区化”的安置方式符合匹配与效率原则，培养群体相对聚焦，有利于因材施教，因而有一定的优势，但相对封闭隔离的培养环境，也容易忽视超常学生群体的正常社会化发展需求，还可能造成拔尖创新人才的过度竞争、降低自我效能感，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三）形成链条化、连续性、进阶式的连贯性教学体系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选育，需要分析拔尖创新人才的教学规律，织细内容链条，注重场景进阶，统筹安置方式，形成链条化、连续性、进阶式的连贯教学体系。
其一，形成大中小各学段相衔接的内容链条。在内容设计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建立健全大中小各学段教学一体化机制，完善深层次合作互动机制与冲突协调机制，减少因学段分割、沟通不畅、观念冲突等造成的衔接问题。同时，组织大中小学一线教师、课程教学论、教育心理学等领域的学术工作者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心理发展、学习行为、课程教材设计、特殊课程体系构建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形成兼顾普遍性基础需求与特殊性自主需求的教材参考体系，以及各学段相连贯的内容链条。
其二，设计不同阶段循序渐进的场景进阶。对于全周期的一体化培养活动而言，需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等不同阶段，结合拔尖创新人才兴趣激活形成、潜能激发、科学探究的阶段性需求，不断开拓课堂教学边界，基于初期学习操作与问题思考、中期问题发现与实验验证、后期多学科知识贯通与高深问题突破的进阶原则，依托科学教育课堂、发明创造体验、超常自主项目、真实科研项目等多元教学场景，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在感兴趣的领域持续深入地探索研究与卓越发展。
其三，提供不同方式综合安排的安置格局。为同时满足超常儿童的特殊学习要求与互动性融合需求，发展主义理论主张为其提供相互融合的课程安置方式。在一体化教学中，结合各学段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特点与社会化发展需求，综合安排随班安置、特殊班级、特色学校、课外项目、导师专业指导等多种安置方式。同时，辅以灵活时间安排、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分层设计，形成阶段性融合安置、个性化项目强化、一体化统筹实施的综合性安置格局，保障拔尖创新人才的高质量教学和社会化培养。
三、创新跨界交叉融合的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是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的有力支撑。伴随知识经济、数字化社会的深入发展，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和活跃度同步深化，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在科学创新领域呈现蓬勃生机，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教育生态的重构与再造，跨界学习融通、学科交叉融合、数字技术赋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的重要模式。其中，跨界学习融通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路径，学科交叉融合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催化剂，数字技术赋能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强力引擎。
（一）跨界性学习融通、学科交叉融合、数字技术赋能是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的模式特征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学习覆盖面、学科布局、技术手段上显现出独特性，应基于具体需要突出一体化培养特征。
从培养覆盖面看，跨界性学习融通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拔尖创新人才包括“拔尖”和“创新”两个概念。首先，“拔尖”人才是人才矩阵中的“塔尖”，“塔尖”能否持久耸立，取决于是否有厚实的“塔基”和坚韧的“塔身”；而筑牢拔尖人才“塔基”和“塔身”的关键在于选拔培养过程中需要融通整合现有知识体系，实现跨界学习融通。其次，对“创新”人才而言，跨界学习也是基本能力素养之一。跨界学习是打破格式化、碎片化学习界限，向边界外寻求知识融通、时空联通、生活贯通的新型学习模式，有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视野、汲取创新元素、激发创新灵感，获取新思想、新知识、新素养和新品质。
从培养布局看，学科交叉融合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要实现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学科交叉融合必不可少。回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史，尽管现代社会发展早期出现了一些偏科型天才，但当前创新性突破已不再仅仅是过去基础学科的线性创新体系，而是需要构建一种与非线性科技创新路线相匹配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有相关研究者也关注到，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通过设置跨学科融合性课程、探索跨学科课堂教学方式创新、构建跨学科师生学习共同体，推进复合型拔尖人才的培养；世界一流大学在精英人才培养中，也特别注重构建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实践体验。
从培养手段看，数字技术赋能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强力引擎。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重塑科学范式和技术路线，也为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带来了新的机遇。比如，数字技术可以基于对学生多维表现的大数据分析，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教师的精准教学提供依据，因材施教从而成为可能；数字技术还可以提供泛在灵活的学习途径，突破了人才培养活动的时空限制；同时，数字技术也提供了丰富共享的资源体系，构建了全场景学习模式。
（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瓶颈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还存在覆盖面有限、学科交叉培养不够、技术赋能不到位等瓶颈问题，跨界交叉融合的培养模式有待持续探索。
首先，培养覆盖面受限、相对独立。拔尖创新人才是“拔尖”和“创新”的并列统一体，但目前的试点探索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拔尖轻创新”的现象，对某一领域表现优秀的学生关注多、对具有创新潜质的普通学生关注不够，或者是过多培养学生的“拔尖”素养、忽视了对“创新”素养的培育，这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覆盖面，也割裂了“拔尖”和“创新”人才培养的统一性。同时，一些试点学校创新设计了模块化通识教育培养模式，但一些现实生活场景和真实问题情境未能及时融入这些模块化知识体系，处在“温室”里的学生对学校边界以外的感知较少，学生在复杂性情境下的跨界学习融通能力需要重视。
其次，跨学科培养存在困难。尽管一些试点学校在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领域投入了很多资源力量，但整体上仍面临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意识不强、制度保障能力不足、教育教学体系不健全、实现路径不清晰等诸多问题。比如，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跨学科课程尚未形成体系，在主题设计、知识结构、活动整合、效果评价等方面还存在很大挑战；学科壁垒、管理分割造成单科教师习惯于分学科分专业开展学生培养，跨学科组建复合型培养团队需要更多创新性探索；交叉学科设置从科研角度考虑多，从育人角度考虑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主体责任不清，合作科研机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培养成效。
再次，技术赋能未尽如人意。教育数字化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取得明显成就，没有像在工业、金融、物流、交通、城市管理等领域那样取得巨大成功。同理，数字技术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应用场景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在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一种广受认可的技术方法可以科学地识别拔尖创新人才，数字技术辅助评价学生兴趣、特长、能力、短板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培养实践环节，数字技术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不够，存在重技术应用轻学生发展、重信息收集轻数据挖掘、重形式嫁接轻内容融合等问题。
（三）优化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的培养模式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选育，需要兼顾“拔尖”和“创新”培养要求，注重提高跨界学习能力，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作用，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优化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
其一，把跨界学习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路径。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素质内涵和核心特征研究，坚持学生多元能力发展取向，探索兼顾“拔尖”和“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造跨界融合的学习项目和校外学习活动，创新基于多学科、多主体协作解决真实情境问题的组织方式，让学生在跨界学习活动中充分调动自我内驱力、提高综合素养。在稳步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同时，同步打造应用学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特区”，涵盖理、工、农、医、文等重点学科领域，探索在全学科范围提高学生跨界学习能力。
其二，把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催化剂。在基础教育阶段，探索通过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契机，打造“高水平基础＋各科交叉融合＋差异化发展”的学校精品课程体系；借鉴“英才计划”培养模式，加强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协作培养，进而发现一批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输送后备力量。在高等教育阶段，深入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战略工程，破除学校和院系管理壁垒，组建跨学校、跨院系、跨学科的教学团队；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建设跨学科课程体系，设立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突破区域空间限制，充分利用好校内外、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
其三，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作用。借助数字技术，全面采集、存储、分析、挖掘各地各校拔尖创新人才全过程选拔培养的数据资料，刻画分析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表征，通过大数据平台、大模型分析，研发能够科学精准识别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核心技术，从而切实提高拔尖创新人才有组织选拔培养的成效。利用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场域、新资源、新模式、新评价，建立数字化培养全方位支持体系，打造生成式动态化培养资源，推进“智能多元”的评价方式，培育人机交互融合的培养环境。
四、构建统筹多方主体力量的共育氛围
共育氛围是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的环境条件。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涉及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主体，各主体之间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成效具有内外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因此，推进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需要厚植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主体统筹实施、协同联动的一体化培养沃土。
（一）多方主体力量影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
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离不开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任何一个主体的缺位都会对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拔尖创新人才选育应基于各类主体的教育功能属性，形成共育合力。
政府是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主导力量。从全球视野看，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共识，从战略谋划部署到政策体系落实、从设立专门管理部门到各级各类学校、从经费资源支持到绩效考核评价，都形成了系统化的选拔和培养体系。我国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并在2015年“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重要目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一体推进的高度，提出了“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战略任务，直接推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进入新阶段。同时，我国40多年来的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和项目，大多是由相关部门主导发起的，或是由相关管理部门同意实施的。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开端，关系到能否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对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有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环境、家庭内对发明创造机会的可接触条件十分关键，早期家庭阅读环境、亲子互动环境、父母教育期望等对超常儿童的创造力发展有显著影响。有研究者对北京市12所中小学5 000多名学生的数据比较也发现，参与程度高、情感支持多、责罚行为少、期许度合理、家长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创新潜质发挥有正向影响。
学校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主阵地。一个孩子从幼儿园、中小学到大学的本科和硕博士阶段，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是与学校直接相关的。学校的管理制度、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服务保障等都是承载人才培养的具体要素，直接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成效。
社会是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重要支撑。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体系、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其对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培养环境，而不同的环境也会间接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过程。从历史和现实看，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文化、制度和国情，培养文化传承、社会发展和制度运行所要求的拔尖创新人才。因此，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研究和实践需要观照我国的发展阶段、教育体系、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
（二）多方主体参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际遇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部门协同不够、家庭教育功利化、学校试点衔接不够、社会参与不足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成效。
首先，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政策散见各处，相关部门之间、部门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协同性有待提升。总的来看，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依然面临国家层面缺少法律法规统一部署，中观层面各项政策目标或者政策主体的协同性不够，微观层面选拔培养机制不衔接不贯通等问题，综合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政策的落地实施。
其次，随着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因家庭教育缺失引发的问题时有显现。一些家长对超常的孩子暴露出“养儿不教、教而不当”等问题，出现了明显的“功利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比如，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也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在“双减”背景下学科培训行为明显减少，但非学科领域的校外培训逐渐出现了“剧场效应”。此外，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有些家长忽视学生特长和兴趣，以能够上好大学为目标，只选容易得高分的科目，不选物理、化学等基础性、难度高的科目，这也是“功利化”教育的具体表现。
再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存在中小学试点少、大学试点多的现象，原因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受到“中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只能屈从应试倾向。有些中小学通过充实模式和加速模式，在低年级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工作，但到了高年级就不得不收缩试点做法、腾出精力应对中考高考。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选拔培养周期长、见效慢，培养成效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甚至是毕业后的工作阶段，但选拔培养的根基却在基础教育阶段。
因此，如何尽早从低年级着手、完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阶段的衔接贯通培养体制，是我国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聚力攻关的难题。此外，社会层面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过程中存在脱节现象。一方面，社会各界形成了对拔尖创新人才重要性的普遍诉求，也迫切期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落地见效；另一方面，有的机构参与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积极性不高、深度不够、动力不足，认为人才培养主要是学校的事，有“事不关己”的想法。同时，一些单位长期没有根除的“论资排辈”、“嫉贤妒能”、“求全责备”等不利的舆论氛围，同样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
（三）统筹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多方主体协同共育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选育，需要完善法规政策体系，重塑家庭教育理念，健全学校选育渠道，营造社会育人生态，协同共建多方主体力量的共育氛围。
其一，完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法规政策体系。瞄准2035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立足我国40多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尽快启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领域的国家层面立法工作，将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战略工程纳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形成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评价、引进、使用、保障等领域体系化、链条式顶层设计，为扩大试点探索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开展有组织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工作，探索人才自主培养的新型举国体制，根据工作基础和实际需要向试点学校有限授权，允许在一定范围和比例内开展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选拔改革，探索开展交叉学科联合培养、跨学科招生、长学制贯通培养。
其二，倡导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观念。父母自觉主动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理性确定子女成长目标，积极配合学校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好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教育。在早期就植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因，充分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自主探索，鼓励引导其培养广泛兴趣爱好、健康审美追求和良好学习习惯，增强科学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能力，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呵护滋养。
其三，健全开放包容的学校选育渠道。学校教育积极承担主体责任，探索将“掐尖式”的人才培养调整为“普育式”人才滋养，不让过早的“标签化”行为造成“人才误伤”，或过早地将一些有潜质的学生排除在外。学校要用好政府、家庭、社会提供的各类资源，构建整体性、连续性、协同化体系，形成全场景覆盖、全周期管理、全要素支撑、全环节实施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局面。
其四，营造共担共建的社会育人生态。鼓励引导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公益机构等各类社会机构，通过设立项目、共建平台、成果转化、合作研发等方式，建立健全常态化参与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机制。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积极借助各类传播平台，深入宣传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政策举措、实际成效和典型案例，强化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协同育人生态。
（景安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周海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施悦琪，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略）
来源：《教育研究》2024年第4期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