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来说，拔尖创新人才还可以通过传授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分享创新经验和理念，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以点带面引领整个区域人才素质的提升，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然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高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受到极大制约。
一、创新人才与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我国不同区域的人才分布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在东中西部分布不均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层次人才密度长期呈现稳定的“东南密集，西北稀疏”分布格局，并由国家级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向外围逐步降低，人才占比存在鲜明的等级分化特征。就整体布局而言，目前东部地区是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集聚区，中部地区则是创新型人才集聚的薄弱区，西部地区虽然基础薄弱，但在政策倾斜的支持下创新型人才增速较快，创新型人才在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同时，也出现了向西部地区流动的迹象，而东北地区的创新型人才总体增长最为缓慢。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分布的区域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优越的政策环境、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良好的工作条件、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等，为创新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和职业发展机会，因而很容易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域文化相对保守，工作机会有限且条件相对落后，难以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虽然在政策倾斜的扶持下人才吸引力有所提升，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依旧存在较大差距。
改变创新人才分布的不均衡状况，除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优化人才引进的环境和条件之外，提升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自主培养服务于区域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水平的必由之路。但是，与人才分布状况相类似，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东部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和科研机构，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云集，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经济发达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大、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为高质量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经费投入有限，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相对不足，且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较少，创新人才培养受到众多资源与条件限制。
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如何提升教育品质和育人能力，是区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区域创新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关键。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部分高等教育初始资源条件不佳甚至从零起步的地区和城市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飞速发展，持续培养了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深圳、珠海、苏州、青岛等非省会的中心城市就是高等教育后发城市的典型代表，这些城市的办学机制与模式创新值得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学习和借鉴。
二、高等教育跨区域合作育人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是传统的高等教育重镇，拥有众多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类型多样的一流高校，这些高校在学科建设、师资力量、科研水平、教学能力等方面都长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深圳、珠海、苏州、青岛等城市近些年高等教育呈加速发展之势，利用城市的区位优势链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办学资源，建立了一大批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异地校区、异地研究院等机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引入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推动了地方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
跨区域“借势”是这类新兴创新型城市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这里的“势”既有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势，也有高水平大学寻求跨区域发展以获得更多资源的定势。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开展高等教育跨区域合作，让这些新兴城市的高等教育获得飞速发展。由高等教育后发型城市的成功经验发现，他们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的合作，通过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科教合作等形式，打破单一主体和领域的限制，形成创新联合体，不断吸纳与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与此同时，通过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把人才培养活动置于复杂的本地情境中，让个体充分参与现实的互动与协同，促进个体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情境相结合，如此，不仅有利于提升培养质量，而且以地方认同进一步扩大创新人才的增量。
第一，高校与地方之间通过跨区域的校地合作，可以共享人才、知识、技术、物质等资源。异地高校利用地方的各类资源平台，拓展科研创新空间，扩大创新人才培养规模，地方则可以借助高校的人才和智力优势，推动产业多样化升级和创新发展。校地合作主要通过政策支持和机制建设得以实现，政府出台土地使用优惠、资金补助、税收减免、人才引进与培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率，通过建立联席会议机制、项目对接机制等，保证合作的持续开展。
第二，高校与科研院所跨区域的合作，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科研机构拥有较充足的科研人才储备、先进的科研设备、丰富的科研经验，而高校则不仅具有基础研究优势，而且拥有丰富的办学与教育教学经验。通过与科研机构的强强联合，可以促进科研成果向教学资源的转化，让学生及时接触到最新的科研动态和前沿技术。同时，科研机构也可以借助高校的师资力量和学生资源，拓展科研探索方向与领地，不断提升科研水平，进而扩展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功能与作用。
第三，高校与企业建立跨区域合作关系，有利于促进地方教育、科研与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异地办学的高校和当地企业双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可以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实现合作共赢。高校不仅通过跨区域的校企合作，拓展研究领域，推动成果的在地有效转化，而且通过与当地企业的产教融合机制，为地方企业培养大批应用创新人才。
拥有丰厚经济资本和创新发展制度条件的新兴创新型城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吸引了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主动到当地开展跨行政区合作，这些异地高校和机构不仅以优势资源外溢机制，提升了地方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能力，而且也优化和提升了自身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能力。
三、高等教育跨区域合作助推中西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中西部高等教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拥有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深耕专业领域的行业高校，也不乏各类重点建设高校，他们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受制于地方发展环境与条件，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长期处于人才竞争的劣势地位。从新兴创新型城市的成长路径中总结出的改革路径、发展模式和成功要素，未必能精准复制到中西部地区，但其合作的思路与机制可以为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地区提供借鉴和启示，中西部地区应盱衡现实，探寻适合本地时宜的合作发展路径。
提升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首先要善于借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政策之势，如高等教育对口支援、部省合作等。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和支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交流合作等方式，实现资源的再分配，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引领下，2001年启动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随着政策的推进，援助范围从西部地区高校扩展到中部地区高校，援助关系从单项“输血式”援助逐步朝双向互惠互利的对口合作模式转变，近两年支持培育优势特色学科群和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成为合作重点。2018年启动的省部合建工作，采取省部合建新模式对没有直属高校的中西部14个省（区、兵团）各支持一所高校发展，形成教育部、地方政府、合建高校、对口合作高校四方联动的合建机制。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与部省合建政策帮助中西部高校提升了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因此，充分发挥中央在跨区域资源调动上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持续有效地利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高等教育对口支援、部省合作政策，依旧是未来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然而，如果仅限于此，恐怕难以真正实现地方高等教育跨越性发展，以及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超越性提升。如上所述，新兴创新型城市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吸引高水平大学和机构开展跨区域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因此，合作主体双方都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与主动性。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跨区域合作对中央政策的依赖性较强，中央政府是各类支援与合作实践的主导者，基于政治任务建立的合作关系能够迅速地将资源集中到需要的地方，但后续合作要向纵深发展存在许多障碍。因为资源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利益不对等，资源供给方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其合作意愿降低，所谓合作就仅限于为了完成中央政治任务的浅层资源馈赠。此外，合作的不同阶段都需要有经费保障，如果没有得到充足且持续的专项经费支持，后续合作可能就不了了之。
为此，要真正实现中西部地方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规模的跨越性提升，必须有地方政府与地方产业力量的全面介入，形成新思维，建构新思路。即在中央政府给予支持和引导的基础上，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应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调动异地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不同主体的能动性，挖掘和利用中西部的自然、人文和社会资源，强化合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把高等教育跨区域交流行为从单向输出的支援转变为互利共赢的合作。可以通过建立新型的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研究机构，以及设立产学研合作育人项目，探索培养和吸引拔尖创新人才的新模式，以点带面逐步改变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高等教育生态。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与企业需要客观审视地方文化与制度缺陷，以开放、求变和改革思维，借鉴发达地区的制度创新与文化包容举措，营造有利于异地优质资源流入的环境氛围，避免在合作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或者说，改良地方高等教育的育人土壤是前提条件，否则再优质的种子也难以生根和发芽。
（刘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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