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转型发展不仅是高等教育及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科学范式转移是大学转型发展的学术逻辑，第三次科学范式转移不仅加剧了大学转型发展的紧迫性及复杂度，同时也给大学转型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关键词：科学范式；知识开放；大学转型发展
由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国家还是区域经济社会，乃至承担具体社会职能的各类组织，其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都日益加剧。因此，以适应时空巨变的转型发展亦即以打破现有平衡为特征的创新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各行各业及其组织应对变局的战略选择，如科技转型发展、经济转型发展、产业转型发展、教育转型发展等无不是应时局之变而作出的选择。由于高等教育及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源于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需求［1］，因此，作为最具社会变迁敏感性的大学在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必须与时俱进，作出发展新选择，此即大学打破既有传统且具有创新意义的转型发展，否则大学就会落伍于时代，衰微难以避免。诚如杜德斯达（J.J.Duderstadt)所言：“在一个急剧变革时代，要么接受挑战去变革，把我们的大学转变成更加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形式；要么接受现状，随着传统大学适应变化的能力的衰减，大学逐步停止不前与堕落。”［2］在新时代背景下，以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为天职的大学唯有顺势而为，通过转型发展，才能担负起教育强国的时代重任。基于科技革命时代我们需要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对极具时代敏感性及社会引领性的大学未来发展作出预判，本文试图为大学转型发展找到理论依据亦即学术逻辑。
一、大学为何要转型发展
大学转型发展，既是大学顺应外部环境变化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大学基于自身发展规律在面对新变化、新挑战和新问题时必须主动作出的打破平衡、勇于创新的理性抉择。毫无疑问，大学本质上是适应社会需要的产物，历经近千年的发展，大学已经成为具有自调适能力的学术组织。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的内在逻辑和自身发展需要以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先后次序，解决大学为何要转型发展的认识问题。
1.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使命责任
讨论大学转型发展，首先需要明确大学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大学的存在和发展基于以下逻辑：一是满足大学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内在需要的学术逻辑，二是满足大学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外部需求的现实逻辑。两个逻辑的起点是相互高度关联而非彼此独立的存在，其中，学术逻辑主要决定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核心使命，现实逻辑则决定了大学利用人才和知识优势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3］
布鲁贝克根据大学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起点提出了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其一，以认识论为基础，强调大学的存在与发展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闲逸的好奇心，即探讨学问、追求知识；其二，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探索高深知识的动力不只是源于对知识的好奇以及知识本身，而是因为知识对国家及人类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前者表明了高深知识的探索及创新仅受客观独立的认识规律所制约，为学术自由及学术自治提供了合理性，也为高等教育的知识本位即高等教育的价值就是追求真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后者则说明了如果知识和思想不能使社会及其成员产生行动，那么知识的价值必将衰微甚至失去社会意义。大学理念的形成与确定也可根据这两种哲学划类。
如果说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要求大学必须体现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并遵循自身的规律，那么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则基于如下事实：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过去凭经验就可以解决政治、经济、人口、劳动、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诸多社会问题，现在都必须依靠高深复杂的知识来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知识和专业人才主要来自对高深知识具有很大垄断性的大学。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作为高深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及保存者，大学必须为建立社会新秩序、极大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要提供服务，否则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要求大学根本改变以往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从孤芳自赏的学术“象牙塔”中走出来，融入社会现实，具有社会担当，重视使命与责任。
2.大学转型发展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梳理并总结大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不难获得如下结论：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理由。换言之，大学源于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需求。笔者曾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高等教育的使命与行动》一文中将经典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中世纪早中期，是被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创生阶段；第二阶段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是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下半叶，是积极引领社会发展需要的成熟阶段。［4］由此观之，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将满足社会需求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并根据社会需要不断自我调适、自我更新，与时俱进。这也是大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历经千年经久而不衰且无法被替代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大学发展史就是大学根据社会需要不断拓展自身职能与角色的转型史。因此，大学转型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至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9.6%，在校生总规模达到4655万人。在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数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逐步从过去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这决定了提升质量成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而发展目标的升级，不仅旨在满足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需要，更是高等教育自身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高效率发展转变的必然选择。［5］同时，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一直强调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及“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大学不仅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基本载体，更是关系到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大学转型发展无疑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应然之举。
3.大学转型发展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
大学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大学必须通过转型发展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形势、社会发展环境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对大学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首先，就国际形势而言，“以地缘政治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变，逆全球化甚至极少数利益集团国家抱团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强烈，世界各国经几十年逐渐建立并完善的以互惠互利为价值取向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受到严峻挑战”［6］。国际环境的这一巨变，“不仅导致国与国间的合作与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逆全球化、国际化与民族化等矛盾日益激化、形势日益严峻，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必须加快自主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及内循环发展的紧迫性”［7］。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对我国高新技术领域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封锁和打压，意图在这一领域对我国“卡脖子”。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大学是高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传播者，且发展、创造和运用高新技术的人才也由大学培养［8］，因此，大学必须要适应国际复杂形势，主动转型发展，为国家竞争力提升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就国内形势而言，经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逐步走向新常态，以数量规模和速度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及转换发展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和高效率转型，而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模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在以创新作为驱动要素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尤其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以知识生产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为核心使命的大学，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先进生产力要素以及重要战略资源，从而发挥着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而且具有科学技术源动力的主导性及引领性作用，这决定了大学必须率先转型发展。
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发展变化极其迅速的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且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9］与此同时，知识的形态及生产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新知识的产生不再局限于学科内部，而是广泛产生于不同学科的交叉中。当前越来越多的原始创新和重大技术突破产生于学科交叉地带，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问题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协同多方力量共同解决。［10］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协同性、开放性导向愈发明显，知识融合成为重大科学和技术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这对大学的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大学对此缺乏敏感并仍固守于传统的“象牙塔”中而不寻求转型，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性作用就会逐渐衰减。
二、涌现科学范式：大学转型发展的一种假设
以上我们从大学创生的内在逻辑及其存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出发回答了大学为何要转型发展的问题，但还不能说此即大学转型发展的学理上的解释。我们试将涌现科学范式的出现视为大学转型发展的一种可能成立的假设来阐述。
1.涌现科学范式的提出及解释
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森（P.W.Anderson）在《多者异也》（More is Different）一文中提出，各种尺度的物理系统普遍存在对称性和对称性破缺，当对称性被打破时，复杂现象的涌现就不可避免。由于对称性破缺的存在，他对还原论（reductionist）假说提出了质疑。还原论假说认为，除了极端情况，自然界生命或无生命物质的运作，是被相同的一套基本定律所决定的，此即万物理论——万事万物遵循相同的基本定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一般性的基本定律出发并不一定能够解释受制于该定律支配的所有其他领域事物的性质。以物理系统为例，其在每一个复杂度上都会出现全新的性质，也就是说，尽管化学受制于物理定律，但我们无法从我们的物理知识中推断出化学领域的结果。［11］安德森同时指出，20 世纪的科学发展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内涵性（intensive）研究，旨在提出基本定律（0-1）；二是外延性（extensive）研究，即根据已知的基本定律解释现象（1-100）。内涵性研究是极其有限的，但新的基本定律一旦被发现，大量的外延性研究就会利用这些发现解释迄今未解的现象。因此，基础研究有两个维度，即从最新的内涵性研究到由最新的内涵性研究引发的外延性研究，再到基于以前内涵性研究所进行的广泛而成熟的外延性研究。此外，安德森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某个基本定律和其他学科关联的问题越少，其与社会关联的问题也越少；二是复杂度依赖尺度，系统复杂度是尺度（规模）的函数，尺度在对自然环境的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概念，由空间、时间和量级组成，其中空间尺度指研究单位的大小，时间尺度指研究的持续时间，量级尺度指研究的变量数量。［12］这一理论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在安德森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考夫曼（S.A.Kauffman）等人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第三次科学范式转移？》（A Third Transition in Science?）。考夫曼等人在文中指出，自牛顿以来的科学范式共发生过三次重要变革，分别是300年前的经典力学牛顿范式、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和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21世纪以来的生物圈研究范式。每一次的科学范式变革都可分为四个阶段：人类与手工的归纳经验范式，模型与技术的演绎理论范式，数据与计算的多重模拟范式，智能与仿真的自发演化范式。［13］考夫曼等人提出，我们现在正面临科学的第三次范式变革，即演化的生物圈范式，生物圈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系统，不能用数学来推导和预测生物圈的演化过程，一个不断演化的生物圈是一个自我构建的涌现过程［14］，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不断演化的生物圈其创造力来源是涌现的而非工程的。需要强调的是，涌现理论之所以能够活跃并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前沿，就在于涌现是描述复杂系统内部由众多简单的子系统通过相互聚集、相互作用产生出高度复杂现象的概念，集中反映并很好解释了复杂系统中较低层次的子系统通过相互聚集、相互作用构成更高层次的系统，并在更高层次的系统层面诞生一些子系统不具备的新属性或新规律的现象。换言之，作为整体存在的系统具有某种功能、结构，但当把整体分解为其组成部分或从高层次还原到低层次时，就不再具备整体所具有的功能和结构及其现象、特征、属性、行为等。［15］概言之，涌现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的描述，而大于部分之和的那部分就是涌现出的新质即涌现性。当一个整体的某个性质无法被化约或还原成组成部分的性质，该性质就称为涌现性质。在复杂自适应系统中，涌现现象无处不在，如蚂蚁社群、神经网络、免疫系统、互联网乃至人类社会等。
2.涌现科学范式下大学转型发展的假设
如前所述，科学发展主要有内涵性研究及由此衍生的外延式研究两种趋势，前者特指探索事物本质属性及规律的研究，旨在提出基本定律，而后者则是基于对事物本质属性规律的认识进行的拓展性研究，即根据已知的基本定律去发现和解释其他未知的现象。此外，当下我们正面临以生物圈研究范式为主导的第三次科学范式转移，在该科学范式下，一个不断演化的生物圈的创造力来源是涌现的而非工程的。因此，我们依据安德森将科学发展分为内涵式研究与外延式研究的思维方式，以及考夫曼等人关于科学发展趋势及生物圈研究范式下的涌现特质，提出第三次科学范式转移是大学必须转型发展的一种可能假设，继而依据已有内涵式研究得到的基本定律，演绎该假设成立的合理性。
根据系统论内涵式研究得出定律一：部分具有为整体而存在并通过整体而存在的特性，同时部分既是系统整体不可或缺的存在，又是依赖系统整体而存在的部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外延式研究可得出推论一：大学作为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整体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依赖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整体才能存在的部分。
根据生物学内涵式研究得出定律二：生物圈是已知世界最复杂的系统，在不断演化的生物圈中得以存在的是被选择进化的东西，不断演化的生物圈是在自适应过程中自我构建的，同时，生物圈是开放式的热力学系统，可以自我构建出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边界条件，从而产生新的相关变量，创造出新的相空间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外延式研究可得出推论二：大学是具有自适应能力及自我构建基因的复杂社会生态组织系统，它必须通过不断的演化而自我构建。在社会组织生态巨系统的演进中，大学的自适应发展就是一种转型发展，导致大学自适应发展的新生变量是大学本身就是知识开放的系统。根据知识论内涵式研究得出定律三：知识既是科学本身，也是科学研究的产物，知识开放是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亦即知识生产、传播、存储、运用的途径、手段、方式的多样化、公开化及共享化等，导致与知识相关的诸多生态系统高度聚合的涌现现象，意味着科学范式的重大转移。在此基础上通过外延式研究可得出推论三：大学是知识生产、储存、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生态组织，其生命力来自它是一种开放的社会生态系统，在知识开放的社会边界条件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它必须找到新的变量以提升自己的功能，以知识的认识及生产方式等为核心要素的科学范式转移，是大学转型发展即突破其传统运行方式的可以借托的假设。
综上，在涌现科学范式背景下，大学转型发展的假设可以成立。在大变局和知识开放时代，高等教育变革及大学转型发展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我们必须跳出高等教育看高等教育，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审视高等教育系统。如果把科学范式转移视为大学转型发展的直接因亦即新变量，大学转型发展是适应科学范式转移需要亦即社会变化需要以提升自身系统层次及能量所选择的果，那么知识开放是不是大学转型发展的中介变量？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知识开放、科学范式、大学转型发展概念界定及其关系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对“知识开放”、“科学范式”、“大学转型发展”加以严谨的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三者间的关系，进而找到科学范式转移与大学转型发展间的逻辑关联性并给出理论解释。
1.知识开放
对知识开放概念的理解，需对“知识”与“开放”两个概念具有清晰的认识之后，才能从整体上加以把握。关于知识，笔者一直坚持如下学术观点：知识是人类创造的包括人们通过对自然世界及人类社会进行科学认识获得的思想及其体系化成果（理论）及其转化为技术的原理等。“开放”即公开、流通、打开边界，即非封闭、非限制等。根据国际开放知识基金会的界定，知识开放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为任何目的自由访问、使用、修改和共享（至少要遵守保证知识来源的开放性原则）知识。［16］据此可以给知识开放作如下定义：人们对自然世界及人类社会进行科学认识获得的思想及其体系化成果（理论）以及转化为技术的原理等非物质财富的无时空、无差别限制的公开与共享。就大学而言，由于知识生产与储存、知识传播与交流、知识物化与应用本身就是知识开放的过程，因此，旨在以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为使命和责任的大学，本质就是一个知识开放的组织系统，知识开放是大学与生具有的属性特征。尽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成为核心生产力要素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高新技术的竞争，以排他为目的的知识垄断及竞争日益激化，受不同社会空间及量级尺度的保护主义的影响和干扰，真正意义及操作层面上的知识开放面临诸多困难，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知识开放都会受到来自单边主义及其利益集团人为的扼制，但这并不能改变大学作为知识开放系统的本质属性及其运行必须遵循的规律。
2.科学范式
范式（paradigm）是库恩(T.Kuhr) 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其对科学革命结构变革的经典诠释一经提出就在科学界广泛传播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库恩看来，科学家之所以能对共同研究的课题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方式和规则，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即范式。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指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者所共同持有的基本世界观，由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构成，为研究者看待和解释世界的研究视角，据此形成获得事实及对其作出解释的研究方式，并由此建立一套理论。库恩还指出，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总会经历常规科学-危机科学-新常规科学这样的发展过程，常规科学以范式为特征，科学的发展变革必须要经历范式的转换才能完成。［17］换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当人们发现运用已广为接受的理论解释不了的例外时，就会尝试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就可能被淘汰。如3个世纪前的牛顿经典物理范式只能解释宏观物质世界的物理现象，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规律，导致量子力学科学范式引领下的理论物理时代的到来。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为例，由于自然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求真即强调精确性，因此，随着人类对自然科学认识的深化，其研究范式自然是取代性的，如日心说研究范式一出现，自然就必须否认地心说研究范式，二者只能取其一。人文科学则不然，其终极目标是求善，故此其研究范式是累积性的，不存在绝对的对错，即只有比较意义上的相对更好，而非绝对的最好。
3.大学转型发展
对大学转型发展的解读，首先要对发展与转型发展的内涵予以界定。作为哲学术语或学术概念，“发展本身指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等等。而转型发展指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由原来的状态或模式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或模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更深刻并向更高层次的转变过程”［18］。基于上述对发展与转型发展的界定，大学发展与大学转型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是有区别的概念。笔者认为，大学转型发展是一种本质上区别于原来的或传统的、具有创新性或突破性的发展变革过程。［19］邬大光的解释是，大学转型发展根源于社会和大学自身对实然状态的“不满”，需从现存的大学“型态”走向完全不同的“型态”，使自身的“型态”逐渐向着更合理、更科学、更成熟的“型态”发展。［20］如此理解大学转型发展，我们就可以用对应比较的方法对大学发展模式进行分类：外延式发展模式与内涵式发展模式，传统发展模式与现代发展模式，应用型发展模式与研究型发展模式，封闭式发展模式与开放式发展模式，内向型发展模式与外向型发展模式，扎根本土的发展模式与国际化发展模式，保守型发展模式与创新型发展模式，就业型发展模式与创业型发展模式，等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学发展模式是与大学的属性、历史、发展定位与时俱进且极具个性化的产物，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从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视角而言，大学转型发展是更先进的发展变革过程。
4.知识开放、科学范式、大学转型发展的关系
通过上述对知识开放、科学范式、大学转型发展概念的界定，可以梳理及解读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其一，知识与科学是两个密不可分、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概念。知识是科学的基础，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而科学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获得知识的方法；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共享既是知识开放的本质与特征，也是大学的使命和责任，知识既是科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又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形态。其二，由于科学范式是以知识创新、知识发现为目的的独特的科学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式及其建构，用来解释某一知识领域的理论体系，由此决定了科学范式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亦即知识开放具有强相关性。这就是为什么当科学范式转移导致科学革命后，亦将带来知识生产与储存、传播与交流、物化与应用的革命，不同的科学范式对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等具有决定性影响，此即科学范式对知识发展及其突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其三，大学作为以人才培养（知识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生产）、社会服务（知识应用）为核心使命和社会职能的学术生态组织，不仅与知识开放高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具有较强的垄断性，由此决定了大学必须是与时代发展俱进的知识开放系统，一旦科学范式发生转移，大学转型发展就会紧随其后，因为大学转型发展是与知识生产等发生变化高度关联的发展模式。这就是知识开放、科学范式及大学转型发展三者间彼此紧密关联的逻辑关系，知识开放是科学范式转移背景下导致大学转型发展的中介变量亦得证。
四、结论：科学范式转移是倒逼大学发展转型的学术逻辑
坦言之，真正意义上具有知识无疆界流通特征的知识开放，或许在以知识垄断为科技竞争目的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竞争呈越演越烈趋势的背景下还有待时日，但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迭代更新及其普及化和广泛应用，对包括空间规模、传播速度、知识层级等在内的知识开放尺度及全球化流通等，起了不可阻挡的拓展和促进作用。况且知识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具有人类共享的本质属性，是故知识开放不仅早就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且成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充要条件。如果说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引领的科技革命为知识开放的不可阻挡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那么知识为人类创造并理应被人类共享的本质属性则为知识开放奠定了认识基础。
系统论认为，部分既是系统整体不可或缺的存在，又是依赖系统整体而存在的部分。据此可以认为大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由于大学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存续就在于大学的知识属性，失去知识生产、传播及应用的功能，大学就失去存在的价值。由此决定了大学转型发展主要是知识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转型发展，亦是对传统的知识生产、传播及应用模式的突破。由于涌现已经成为学术社会生态圈最具影响力、对知识生产等方式具有规定性甚至决定性作用的科学范式，导致不可逆转的多学科奔涌融合而至，或赋予传统学科许多不曾具有的新质，或创生出诸多新兴学科即交叉学科之大势，大学作为从事科学研究即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知识开放系统，其存续与发展必然会受到科学范式转移的影响。进言之，一旦作为大学存在目的和生存条件的知识生产方式即科学范式发生了巨变，大学内部诸多与知识生产等相关知识系统旧的相互关系就会发生调整和重构，并形成新的聚合关系，即生成具有新质的知识体系。如果与知识生产等高度相关的组织及其成员、学科及其手段等系统与要素变化的空间、时间和量级尺度越大，它（他）们之间的聚合度就越高，也使得知识生产、传播、应用方式出现多学科、多样化、便捷性、高效率等特性。
至此可以总结如下，作为第三次科学范式转移之涌现范式的出现，不仅极大改变了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同时也极大挑战并改变了大学的传统学科结构，在赋予传统学科诸多新质的同时，创生了由诸多学科汇合而成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学科的交叉学科。由此倒逼大学必须通过自我建构的知识新边界、自我适应的知识新变量以及自我创新的知识生产新方式等适应科学范式的革命，此即大学转型发展的学术逻辑。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不仅会加速知识开放的强度及改变大学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方式，而且必将更广泛更深刻地渗透和改造大学所有学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其自身不仅已成为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独立学科，而且在学科意义上还具有超乎寻常的价值，即通过与任何其他学科的融合为其他交叉新学科的生成奠定新科学范式的基础。换言之，人工智能及其迭代发展，使作为知识生产科学范式的涌现，成为大学新兴学科生成与发展的新常态。如果大学不通过转型发展来适应科学范式转移的变化趋势，自身就会失去知识开放系统的属性，也就不再具有适应并在知识开放社会里存续的能力。第三次科学范式转型不仅加剧了大学转型发展的紧迫性及复杂度，同时也给大学转型发展带来了良机。生物可以通过遗传基因顺其自然的适应，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学作为社会生态组织不同于自然生态之处就在于，它能通过自我选择加速新陈代谢的过程以适应新的环境。大学转型发展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和创造性即自我构建性，但问题在于，大学是否已经意识到转型发展的紧迫性及转型发展的学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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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依凡，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毛智辉，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4年第6期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