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为此必须明确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内在意蕴、衡量标准和建设路径。具体而言，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组织的有序分布和各种高等教育要素之间的有机组合。从功能角度看，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既要促进高等教育功能的发展又要促进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进而，对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衡量，既需考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否推动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又能够推动国家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国家，也需审视其是否能够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主体作用，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完善高等学校分类评价体系。
关键词：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内在意蕴；衡量标准；建设路径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并强调要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核心要义就是要推动其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其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更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2023年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超过4763.19万人，比上年增加108.11万人，增长2.3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较上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从而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现实需求。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亦随之从总量性矛盾转向结构性矛盾，由关注数量到更加关注结构质量，人民群众由对教育的基本需求到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高等教育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会促使高等教育发展形态的转型，进而也就对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与世界各教育强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体系和理念，从几乎是单向度的“请进来”到“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到相互融合、交流互鉴，这种趋势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相似。讨论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前提就是要建设和完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前提是准确回应什么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为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提供正确指引和理论方向。
内在意蕴：从高等教育体系到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一）高等教育体系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
1.高等教育体系的本质内涵
（1）已有视角下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意蕴
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最先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了高等教育体系问题，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并在《学术系统：不列颠、法兰西、德国、美国》一书中，将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一种历史实体进行考察，分析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这四个中心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证明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效性源于满足其所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需求。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通过分析十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界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狭义层面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指一个正规的实体的集合体；广义层面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从事中学后教育活动的任何人员（这不是对内涵的一种阐释）。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从动力学角度阐释何谓高等教育体系。他认为高等教育体系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高等教育国际化。通过比较分析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征，从三方面来描述高等教育体系的适度多样性：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层次，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名气和声誉）。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从生态学角度将高等教育体系与生物系统进行类比，指出高等教育体系和生物系统都是遗传和环境力的结果。高等教育体系深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该体系具有生物学家所称的生物进化惰性，并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其社会环境。当社会因素推动高等教育变革时，高等教育面临抵制变化的系统惰性与参与者对系统目标的信仰两种阻力。作为制度的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经过几次社会浪潮后被移植到非欧世界，并在新环境中产出新种。一些政治文化背景浓厚的殖民地如中东和拉丁美洲各国，移植都是单一再生产而终结。
（2）高等教育体系的本质内涵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研究视角则是一种主观性的选择。采用不同的视角，看到的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同方面。同时，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高等教育体系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缺乏对新兴国家的关注。综合已有阐释，本文从高等教育新兴国家角度出发，认为高等教育体系更是包含着多重要素、层类复杂的结构性概念，主要包含三个重要部分：高等教育要素、高等教育连接、高等教育功能或目标。从狭义上讲，其主要指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领域，是由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内部师生主体、学科与专业、课程与教学、管理与服务等诸要素组成的相对独立系统。从广义上讲，高等教育体系除了高等教育自身外，还包括政府、企事业组织及第三部门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以上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权责和利益关系，而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高等教育体系。结合狭义和广义两部分内容来看，高等教育要素主要包含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组织和各种高等教育要素，通过有序分布或者有机连接达到或实现某种高等教育目标。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组织的有序分布和各种高等教育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既要促进高等教育功能的发展又要促进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其目标是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国家提供有力支持。
2.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高等教育体系基本要素及相关关系的梳理，可以归纳出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高等教育体系呈现时代特征。时间维度是高等教育体系研究的主线，在世界范围内，从古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演化到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初露端倪，再到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都显示出高等教育体系的动态性。
第二，高等教育体系彰显地域差异。区域范围是高等教育体系研究的重要条件。在宗教或政治化影响下，古代东方文明对欧洲中世纪大学制度的影响；在殖民化影响下，欧洲现代大学制度对非欧洲国家的区域化影响；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推动国家间教育交流合作中的作用发挥，新兴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有望进一步聚焦先发经验、积累后发优势，在对标世界学术中心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优化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体系共同发展。
第三，高等教育体系反映社会改革诉求。高等教育体系既具有普遍性规律，又有阶段性特征，同时处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中，必然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例如美国分权式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往往以间接性方式发挥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作用，社会机构等中介直接参与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社会需求以迅速且灵活的方式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得以反映。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新兴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将更多地关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要素改革，从而在动态调整与优化的过程中凝练本土经验。
（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层意涵和本质特征
1.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层意涵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10月5日至9日在巴黎召开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发布《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指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和活动，教学与学术计划、研究与学术成就、教学人员、学生、校舍、设施设备、社会服务和学术环境等；还包括国际交往工作，知识交流、相互联网、教师和学生流动、国际研究项目等，并且要注意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和本国的情况”。新时代高等教育质量标准首先应遵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以及对优质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从单一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转向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也就是要针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建立适切性的多样化质量标准，从而引导和规范高等教育体系有序健康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是一个比较之下的概念，很多学者与机构尝试对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阐释。马陆亭认为教育体系以结构为基础，以关系作连结，高质量教育体系包含结构匹配社会、关系纵横协调、体系流动通畅、调节自动适时等要素。好的教育结构体系就是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时代教育结构体系建设的理想目标。此观点突出了结构体系的重要性。王洪才认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必然把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作为根本目标；是以创新教学作为基本手段的人才培养方式；是教、学、做有机融合的过程；是高等学校内部管理责任明晰化、制约机制有效化的运行状态；是高等学校教师积极性充分调动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的结果；是学习者的主动性、能动性充分开发的状态。
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组织的有序分布和各种高等教育要素之间的有机组合。从高等教育体系的本质内涵来看，高质量作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核心，与中国现代化教育建设发展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不谋而合，目的是通过实施新的发展政策和理念，促进高等教育体系更高质量发展；其次，“高质量”作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这一名词的修饰语，强调的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目标性，是以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为导向，侧重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递进层次，同时其体系内涵也应与时俱进。与高等教育质量不同的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把焦点落在“高等教育体系”上，更多强调的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把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是高等教育体系改革诉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的体现，从而以理性方式思考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及发展趋势。另外，高等教育自诞生至今，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其承担和践行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社会职能的内涵也在逐步扩充与完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高阶形态，需对这三种职能作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回应。具体而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引导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动国家成为世界学术中心。
2.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本质特征
一是整体性，是指高等教育体系的要素完整性和结构功能完整性。体系不仅仅是要素个体的简单相加总和，而是强调各个高等教育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交流日益增多，二者的互相渗透与影响也日益凸显。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合理利用，高等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否则体系结构的不完整将会导致系统的衰败和崩溃。
二是协同性，是指高等教育体系各子体系之间的协同，以及各子体系包含的要素之间的协同。不能把各个要素作为独立的、静态的、单个板块来简单处理，而应把他们看作动态的、复杂的开放系统中的有机部分。根据协同学（Synergetics）的目标就是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效果，通过子系统的协同才能实现整体的最大功能。各子体系的各个要素在整体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达到最优的量的比例关系和质的互补关系，能够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内部逻辑。在质上相互区别、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量上按照一定比例组成，形成有机整体。
三是动态适应性，是指高等教育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市场需求的动态适应性和引领性。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完全开放、松散耦合的系统，它既受到高等教育外部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作用，又反作用于外部社会环境。因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内外部环境情境下具有不同的需求标准。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需要紧密结合动态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既要考虑到当下社会现实，也要关注未来长期的经济与政治社会环境的需求，从而建立及时、准确的反馈机制和监督机制，以维护高等教育体系的生机与活力。
衡量标准：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价值评判
高等教育体系是否高质量，教育现代化是否实现，教育强国是否顺利建成，需要从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进行衡量。
（一）能够推动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独立成章，专题论述，意味着国家发展必须要从教育抓起，提高民族素质，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从而打好国家发展的根本基础。重点解决高端人才培养“卡脖子”问题，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上找准问题，集中攻关，真正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重大原始创新问题，占领世界科技的制高点。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高校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主体，我国九成以上的基础研究资源集中在各大高校，五成以上的国家实验室，六成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三成以上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更是集中在高校。
高等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决定了应当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整体目标，需要高等教育的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协同完成。首先，高等教育学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个体。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探索未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高等教育体系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以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次，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高等教育体系需要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个性化的发展平台。这意味着高校应当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提供灵活的课程选择、跨学科的学习机会以及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此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关注教育的公平性。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要培养顶尖人才，还要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这要求高等教育体系在资源分配、教育机会等方面实现公平。
推动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要求教育目标的明确性、教育内容的多样性、教育机会的公平性以及教育过程的持续性。这样的体系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目标。
（二）能够推动国家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高等教育体系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仅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平台，更是推动国家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关键力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竞争更加激烈，高等教育也同样发生革命性变化。美国在197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最早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而后法国、英国、日本等国纷纷步入高等教普及化阶段（见表1）。201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65个迈向普及化的国家，据统计目前有76个国家（地区）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我国拥有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但距离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国家存在一定差距。阿特巴赫曾用中心-边缘理论解释，虽然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占世界的80%），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成果大多产生于盎格鲁撒克逊（英美）体系，中国等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处于边缘状态。全球范围内一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以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发布的“高等教育强国指数”（2023年10月）为例，此指数采用三大维度九个关键指标，选取全球近170个国家开展比较研究。三个维度是世界学术中心度指数、世界科技中心度指数和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数据结果显示，在“高等教育强国指数”9项指标中，美国属于第一梯队，其特点是实力超强。在ESI自然科学全球前1%上榜机构、RUC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前10%上榜机构、自然指数、授权专利、全球高被引学者、诺贝尔菲尔兹奖等6项指标上均位居世界第一。作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国家之一，美国在世界学术中心度指数、世界科技中心度指数、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上得分均为100分（见表2）。这一组数据反映了美国无论是在高等教育规模、科研实力，还是其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公私立大学并举的高等教育体制，多渠道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大学管理体制，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等，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高度灵活性，可以满足不同需求。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强国指数排在第二方阵的第一位，但在世界学术中心度指数、世界科技中心度指数、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上的得分分别只有54分、72分、36分，仍与其他教育强国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学术中心度指数和人才中心度指数相对偏低。中国在ESI自然科学全球前1%上榜机构（第2位）、RUC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前10%上榜机构（第3位）、自然指数（第2位）、授权专利（第3位）、全球高被引学者（第2位）等指标上排名靠前，但在高等教育经费GDP占比（第23位）、研发经费GDP占比（第15位）、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第37位）、诺贝尔菲尔兹奖（第23位）等指标上表现欠佳。所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应将重点转移到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发展上，以逐步迈入世界学术中心国家行列。
马金森等学者提出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实际上处于“全球（global）-国家（national）-地方（local）”模型内。该理论指出：首先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受到全球经济、文化、教育理论以及高校自身的影响；其次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受到区域贸易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影响；第三，体现民族文化的高等教育受到发展本土文化认同和独立性的挑战。因此从现实发展差距来看，中国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和世界学术中心国家，应在学习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优势的同时，注重结合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彰显我国文化认同，探索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国模式”。因此在世界各国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以全面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增强国际话语权，建设世界学术中心国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体系自身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向，既是高等教育体系适应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国家的国际导向。
（三）能够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理论，我国处于国家、社会、学术三者并存的协调局面。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主要从国家发展出发，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是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的推动力，高等教育体系的建构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在不断适应环境的需求。同时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与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方式相互适应，及时提供社会经济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提升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实现了更新和转变，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以我国经济发展为基础，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体系，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对于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而言，它既不是离土化的过程，也不是线性发展，更不是被动应对社会矛盾与问题，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公平与效率，整体与部分有机结合，以及重视破旧培新。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始终以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核心指向，以办好人民教育的高等教育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体系的发展水平动态适应，主要表现在主观能动性和适度超前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起到服务和引领作用，让高等教育成为解决科技攻关难题的重要阵地，完善提供智力和人才的支撑，能够动态适应并促进高等教育市场的变化，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创新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
建设路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具象行动
高等教育体系是复杂的学术体系，各个组成部分都相互关联和互相影响。宏观层面来看，人们用以描述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特征的术语就是学校类型的多样化程度。根据泰希勒的观点，一般描述高等教育体系的三个方面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层次，高等教育的地位（名气和声誉）。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对于提升我国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它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力量。按照弗朗斯·范富格特（Frans Van Vught）和马文·彼得森（Marvin W. Peterson）的组织系统理论来看，国家政府就是教育发展的行动者。
首先，政府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规划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通过制定科学的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政府能够为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方向和框架。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双一流”建设，积极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发展，从而激发高校活力。同时强调“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创新交叉融合机制，完善管理与评价机制，形成规范有序，更具活力的学科发展环境”。完善政府在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高校自主依法进行专业设置，从而提高学科专业设置的市场灵敏性和社会适应性。这样一来高校获得了实质性自治，不同高校根据自身层次、类别、定位有不同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科发展规划，来更好地满足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更适应社会的人才。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改革创新，提升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的高等教育人才。
其次，政府在资源配置和资金投入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政府投入是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来源，同时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保障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高等教育具有公益属性，作为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资源大部分是由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科研项目资助、教师培训等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税收优惠、科研基金等多种方式，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教育领域，拓宽资金来源，形成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投资体系。我国近年来在教育领域的投资持续增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的科研投入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这反映在GDP中用于科研的比例以及科研经费的总量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和企业对科研的投入逐年增加，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最后，政府在推动产学研结合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校与企业、研究机构合作，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高校的科研实力，还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政府在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教育政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以及推动产学研结合等多方面的工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伯顿·克拉克指出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能够对不同的社会需求做出较好的反应，蕴含着一种激励竞争的机制，促使高等院校各具特色，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体系与结构密切相关，如体系内部各组成要素的关联方式和相互作用形式的相对稳定形态，就是系统的结构。教育结构分为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学科结构和布局结构。由高等教育各个机构形成的高等教育结构之间协调发展，从而推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一是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多元化的类型结构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特色，满足广大人民对学习的不同需求。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是典型的金字塔模式，包括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四年制的学院、大学或理工学院等。美国学者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提出各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理工学院、世界一流的社区学院、世界一流的农业学院、世界一流的地区州立大学。因为美国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积极构建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推动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等三大类型共同发展，各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进行差异化发展。第一，研究型高校深入推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学术研究型人才为主要培养模式，加大力度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提高科研能力。鼓励大学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人才的系统培养和开发利用。第二，应用型高校应根据社会需求培养对应的人才，以应用型本科以上的人才培养为主，从事相关的技术研究。第三，职业技能型高校主要以实用技能为主，我国主要以专科院校为平台来培养技能型人才，深入加强职业院校的实践学习，积极开展创业技能创新。实现高等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形成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多元高等教育体系，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实现全民终身技能学习。
二是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即不同程度和要求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反映的是高等教育中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和组合方式，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教育。目前研究生、本科与专科教育三个层次的结构趋于合理。第一，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与质量是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日趋紧迫，对高精尖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加，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更应该坚持以提高质量为重要战略，逐渐向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层次延伸，加快博士生培养规模；第二，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本科教育应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实现数量增长向量和质同时兼顾转变，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把握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共同发展；第三，专科层次应该定位于高等职业教育，鼓励发展民办高职院校，通过增加职高专院校实现外延式发展。
三是优化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即高等教育内部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构成状态，反映了高等教育本身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横断面。第一，通过深入分析社会和产业对人才的需求，高校继续发展基础理论专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的学科结构，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和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第二，近年来跨学科交叉发展迅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等领域已成为国际科学研究的热点，STEM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发展迅速。推动跨学科合作是促进创新和培养全面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打破学科壁垒，促使不同领域的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研究和项目，培养更具创造性的复合型人才。第三，建立定期的学科结构评估机制，对已经实施的优化策略进行评估。推进学科结构高质量发展，高校更要明确学科评估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学科建设本身，知识的创新整合和高质量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紧密关注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变化，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定期的评估有助于保持学科结构的灵活性，使其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
四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东高西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不仅在区域办学资源上有所区别，人才资源的结构、数量也存在差异。在第一轮“双一流”140所高校中，东部地区有87所高校入选，而中西部地区合计仅有53所；在“一流建设学科”中，东部331个学科入选，中部83个学科，而西部仅仅只有51个。在2022年最新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入选高校增加至147所，增加的7所高校都位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数量不变。中部高校和西部高校之间数量对比还是有明显差距，西部地区基本保持在每省一所“双一流”高校。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实现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人才、硬件设施的合理配置和均衡发展。根据“双一流”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高校的发展布局，以优势学科来带动高校的整体发展，形成大学发展与城市建设相适应、学科专业与产业布局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格局。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特点和理念决定了与其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发展均衡和发展充分为主要特征：只有发展均衡，才能更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教育理念。
（三）完善高等学校分类评价体系
科学合理的评价导向指引着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以及在同类学校中“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对于我国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至关重要。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该方案把改进高等学校评价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并强调：“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为此我国应以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和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定位为导向，加快完善普及化阶段高等学校分类评价体系。如“双一流”建设高校注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进基础学科和关键技术领域的知识创新；应用型高校与高职院校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师范院校注重培养高素质教师，满足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师资需求。从而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目标，着力推进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李枝航，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年4期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