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11月7日至10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浙江大学共同主办的2025世界大学校长论坛、2025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在杭州举办，来自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国际组织代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共筑对话平台，共议世界教育发展新趋势。两个论坛分别以“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未来”和“教育强国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人才培养模式重构、科研范式转型、教育治理创新以及数字化转型中的公平性挑战等焦点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旨在回应“智能时代，大学何为”“教育强国，高教何为”的时代之问、中国之问。本刊开设“高等教育新生态研究”专栏，选发论坛相关报告，为数智时代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携手共创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美好未来
林蕙青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跨越的关键阶段，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引发社会之变、文明之变、产业之变、教育之变，倒逼高等教育重新定义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范式、社会服务方式与组织治理形式。习近平主席在全球治理倡议中提出以人为本，“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今天，我们与世界各国大学校长、专家学者，国际教育组织和驻华使领馆的朋友们，齐聚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围绕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未来这个主题，相互交流借鉴，开展深入研讨。
一是携手共塑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新形态。人工智能正持续重构着知识边界、教育形态和科研范式。在此背景下，大学必须持续突破时空局限、学科壁垒和传统教学框架，深化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融通互促，培育未来教师、构建未来课堂、创设未来学习中心、探索未来科教融合新范式，共同塑造未来大学新形态。
二是携手共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治理新机制。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教育治理体系，对传统的教育决策、执行、评价、监督等带来深远且革命性的影响。大学必须进一步强化智慧教育基座保障，打造多方参与的协同智能治理平台，推动教育治理从基于经验、主观感性逐渐转变为数据驱动、客观理性的现代治理模式，共同构建更加科学、规范、多元、高效的现代教育治理新机制。
三是携手共创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公平新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普惠共享，我们要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积极打造平等、互信、多元、共赢的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开放生态。世界各国大学应聚力打造全球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大学优质课程资源，消弭地理阻隔、发展差距和语言障碍，让优质教育资源普遍惠及欠发达国家地区和弱势群体。
四是携手共绘大学国际开放合作新图景。智能时代，大学将共同面对数据共享、科研协作、知识产权等新问题。我们应加强政策协同，强化算力、数据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可及、共用共享。健全智能时代的伦理规范。推进课程、教材、成果共建互认共享，实现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合作开放。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优制度型体系化国际合作，扩大高等教育全球合作版图。我们参与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作为中国唯一代表，与欧洲大学协会、美国教育委员会等8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组织，联合发起成立了大学联合会全球联盟。我们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等主要国际组织建立了稳固且富有实质成效的合作。与英国罗素集团、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法国大学协会等教育组织也建立了常态化沟通机制。我们打造了“世界大学校长论坛”“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等高端交流平台，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为世界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融通中外的智慧和方案。
智能时代催生教育变革，合作创新已成必然趋势。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愿与世界各国高校和国际组织一道，深化数智赋能教育等多方面的国际交流。让我们携手同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前瞻创新的思维，搭建合作平台、完善协作机制，让智能技术更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开创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美好未来！
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未来
Shahbaz Khan（夏泽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驻华代表）
人工智能并非遥远的未来，已是我们的现实。它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生活、工作与学习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学习方面。然而，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并非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而是它如何服务人类，如何促进公平、可持续与和平。这正是在联合国体系内我们所面对并致力于解答的课题。
《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呼吁各成员国利用人工智能强化教育系统，赋能教师与学习者，并推动全民包容性学习与终身学习。教科文组织也引领全球行动，确保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符合伦理。由全部193个会员国通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是2021年在该领域确立的首个全球规范性框架。目前，各国正通过国家准备度评估、政策框架制定以及面向高校和社区的能力建设，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实际行动。
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命的核心——我们致力于在各层面建设和平、消除贫困、推动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始终是推动创新与社会变革的战略力量，因此，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030年高等教育路线图》，明确了重塑大学的六个关键领域：公平入学、整体学习体验、跨学科学习、终身学习、灵活的学习路径以及技术创新。所有这些维度，在人工智能时代都引发着强烈的共鸣。
大学不仅应创造知识，更需培养具有道德意识与批判思维的人才，使其能够塑造体现人类价值的技术。人工智能应当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创造力、同理心与判断力。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正迅速扩展。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全球在校学生已经达到2.64亿。中国如今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入学人数在过去四十年间增长了五倍。这些进展充分表明，中国对教育的投入巨大，并将其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若我们能负责任地运用技术，便可促进知识民主化，扩大获得优质学习的机会。开放大学、慕课和数字移动的兴起，正在重塑教育形态。教科文组织2019年的《承认高等教育相关资历全球公约》以及我们与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也在积极推动这一议程。
教科文组织感到自豪的是，中国拥有亚太地区数量最多的教科文组织教席——共33个教席及2个大学网络项目。如在浙江，我们就拥有两个十分杰出的教席。这些教席致力于从开放学习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的工作。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我们必须确保伦理反思、人权保障与包容性贯穿其发展的每一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机构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基于共同原则与集体责任的全球合作，是我们前进的唯一道路。我们必须坚持共享与合作，这也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
作为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我们肩负着深远的道德责任——不仅要培养今天的学生，更要塑造明天的公民。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在这个充满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大学始终是智慧、公平与道德进步的灯塔。
构建新生态系统：高水平大学服务强国建设的一种探索
任少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高水平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正演化产生新的形态，在与国家和区域的战略互动中形成了以自身为引擎，汇通中外、产教互融、协同共生的新生态系统。建设这一生态系统可以促进高端要素的生产汇聚、流动共享，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创新创造创业的活力涌现，成为校地企协同创新服务强国建设的一种模式。
从全球视野看，大学与社会、生产要素的创新整合并非新形式。例如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与硅谷相互塑造、深度融合，形成了超越地理邻近性的“共生进化”的模式。其关系的复杂性远超“大学孵化产业”或“产业反哺大学”的线性逻辑，而是通过人才、资本、制度与文化多维互动，构建了一个自增强的创新网络。与此类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浙江大学与杭州紧密互动、一体发展，正在探索出一种新的形态。今年2月1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DeepSeek背后是一所耀眼的中国大学》为题发表文章，阐述了浙江大学与杭州及其产业从相互耦合发展为互动共生，称“浙江大学正快速崛起成为一个类似硅谷的由研究人员与企业家组成的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这种新的生态系统具有多主体互动、全链条创新、全要素贯通、新结构生长的特征。高水平大学作为引擎和策源核心，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多种类型的创新主体紧密互动，进而驱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孵化，形成全链条创新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人才、资金、平台载体、基础设施、金融等全要素贯通，共生互融产生一种新的生态。在这种新生态中，大学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结构，即科教产教融合，校区、园区、社区共建共享共生。
在新生态系统中，大学正走向未来社会的中心并呈现出新的功能，创新创造创业活力涌现，成为城市生长发展新的动力来源，重塑城市的产业走向和空间形态。具体来讲：一是高水平大学正在成为城市与区域的人才汇育地，引天下英才，育创新创造之才，这种人才引育与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实现战略匹配。二是高水平大学正在成为区域和城市的创新驱动力，大学通过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创新要素的供给能力，从而驱动城市和产业的发展。比如，浙江大学与杭州城西科创走廊的互相赋能和融合发展，就是大学与城市互动共生催生新产业和新空间的生动实践。三是高水平大学正在成为区域和城市的创业加速器，通过人才、科研和多种要素汇聚来培育服务强国建设的创业大军和品牌。比如，浙江大学打造了一个由课程、实践、体系和生态构成的创新引领的创业品牌。在课程方面，构建了通识、专业、跨学科辅修和AI微课程的矩阵，开设了168门基于专业基础的创新创业新课程，建立了“X+创业”“X+创业管理”的交叉联合式课程；在实践方面，构筑了完备的实践环境与实践平台，包括打造“启真问学”“智海”人工智能等科研训练平台，提供近160项学科和创新竞赛平台，成立硅谷创业实验室等实训平台；在体系方面，发动全员力量构建创新创业体系，涵盖创新创业学院、创业管理学科及博士点、创新创业特色班级和服务师生的众创空间与转化孵化平台；在生态方面，与社会互动形成了“热带雨林”式创新创业生态，打造新型产教融合园区、全链条创业支撑体系，构成了“浙大系”在浙江强大的创业力量。
新功能必然催生新结构。在这种新生态系统中，大学与社会交接处产生了一种新结构，通过校企地多方力量打造联合创新平台，建立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交互和适配机制，形成开放式创新集群和策源网络，进而促进创新创业的要素集聚与活力增强。新结构以高水平大学为核心引擎，持续系统培养和输送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布局战略学科和前沿基础研究，打造强辐射的创新策源核心。这种新结构由国家战略性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创投基金、中介服务机构等创新要素环绕汇聚，通过校地企联合创新，科学家和企业家紧密互动，形成创新创业集群模式。如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新型园区，通过省市校联动、行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打通前沿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三个关键环节，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当前，新结构的影响已从杭州拓展到整个浙江省，高水平大学与浙江整个区域产生了新的互动模式。比如，浙大正与浙江省共建“一圈一网一高地”。“一圈”指“环浙大”创新创业生态圈，在浙大校园及周边建设世界级创新园、人才园和创业园，校地企联合打造类似“硅谷”的卓越创新创业生态；“一网”是辐射全省的科技创新策源网络，建设高水平、强辐射的创新策源网络节点，将27个国家级平台、311个省部级平台和34个地方平台链接成为服务浙江全域创新的网络集群；“一高地”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高地，致力于打造人才辈出、人才集聚、人才创业的人才汇集地。
创造性人才是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在新生态系统中，高水平大学通过以创新创造为目标改革育人模式，吸引集聚全球杰出人才，锻造具有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的新人才群体。一方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度，推动教育范式变革，突出学有所用、学有所专、学有所进、学有所乐、学有所助，赋予学生更大的学习成长自主权，支持学生自由选专业、选课程、选进程、选出口，实现高水平的科教产教融合，并积极推动AI赋能新时代人才培养。例如，浙江大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探索从“会读书的人”到“会创造的人”新的跃迁路径，引导学生从“小我”走向“大我”，从被动获取知识到主动重构知识，从寻找标准答案到勇于探索求解，从关注短期绩效到追求长期成长，从书斋学习走向真实的创新实践，形成一个引领成长、螺旋进阶、支撑保障、多元评价的人才培养生态。“领军专家+企业家”已成为浙大人才培养的亮丽品牌。另一方面，汇聚高端人才力量。围绕强国战略优化人才引育策略，创新实施战略任务导向的引育模式，为优秀青年创新创业创造搭建平台；围绕区域创新促进人才的流动共享，贯通高校、平台、企业的人才资源，完善人才双聘制度和成果共享机制；围绕激发人才活力健全体制机制，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建立人才特区。浙大教师把论文写在浙江大地，积极服务产业和区域创新。
新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创新创业文化的浸润。求是创新是浙江大学的校训，是浙大人求真务实、创新创造的基因密码。浙江大学独特的求是校风，铸就了大学精神的灯塔，并在与区域文化的交融互动中，为新生态系统注入了追求真理、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在新生态系统中，浙江精神和求是精神交汇共生，产生了新的文化：追求本质本分、坚守长期主义、超越功利之上、追寻心中的光，成为浙大人和创新创业者的共同特质。在新文化的引领下，浙江大学的科技创新更加凸显引领性和贡献性，例如CNS主刊年度论文由20年前的1~2篇跃升至目前的30余篇，Nature Index排名跃升至全球前三。同时，“浙大系”创业现象级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浙大师生校友在浙江创办和管理企业2.6万余家，其中上市公司170余家，“杭州六小龙”中深度求索（DeepSeek）、云深处科技、群核科技三家企业为浙大教师或校友创办。在这种新文化生态中，浙大师生校友互帮互助、共融共创成为新常态，“浙大创业团队+浙大创投资本”成为创新创业的独特风景。
大学在与国家和区域互动中构建新生态系统，打开象牙塔的边界，推动产业变革，重塑了大学价值，但也会给传统的办学模式带来冲击，甚至是风险。高水平大学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关键，要坚持守正创新，积极开拓服务强国建设的新路径新模式。浙江大学正在致力于建设一所全球卓越的创新型大学，对未来大学新形态进行一种探索，同时为全球高等教育变革探路。
大学发展与评估：机制、框架与全球视野
Roberta Malee Bassett（罗伯塔·马利·巴赛特）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全球负责人、高级教育专家）
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全球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这不仅意味着更广泛的学习机会，也对各国教育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大学，不仅希望获得学习机会，更希望清晰理解他们在大学过程中得到了什么、最终能够实现什么。因此，高等教育发展与评估必须从“是否入学”走向“是否完成学业、是否有效”。
以全球视野来看，东亚地区高等教育增速尤为显著，这一趋势与中国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同时，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变化重塑全球劳动力需求。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2023）指出，未来几年增长最快的十类技能跨越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技术技能、系统思维等多个维度，而这些技能并非大学自发提供，而是来自雇主与产业的明确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体系必须理解技能需求的变化，将其纳入课程设计和人才培养框架。中国在技能培养方面展现出强劲的政策导向，正在积极拓展面向未来的核心技能体系。
随着普及化水平提高，全球高等教育成本持续攀升，预计未来三十年将增加约1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源必须共同承担投入，同时评估每一份投入是否“值得”。高等教育对学生技能、经济社会发展与劳动力结构优化的贡献必须通过科学的评估机制得以呈现。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他们获得的技能越先进，其个人效能越强，也越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然而，高等教育发展也频繁遭遇市场与政策的双重失误，包括资金不足、政策支持不稳定、资源配置不均衡、数字鸿沟限制学生发展等问题。为此，各国必须建立更稳健的流程体系，确保学生能够发展高阶技能，同时让教师具备更大自由度去开展教学创新。
世界银行在2021年发布并于2022年进一步深化的政策工具包提出了一个“STEER”框架，即以多元化战略体系（Strategically Diversified Systems）、技术（Technology）、公平（Equity）、效率（Efficiency）、韧性（Resilience）为核心要素，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结构化分析与长期治理。该框架强调，一个运转良好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当提供多样化的入学路径、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方式、韧性强的教学组织形式，并通过技术手段弥合数字鸿沟，提高系统整体效能。
在大学层面，STEER框架进一步指向“大学应如何发展与被评估”。大学应制定与区域需求和自身优势高度一致的使命，在教学型与研究型定位上保持清晰；应将技术作为工具与技能全面融入课程体系，不仅仅局限于工程或科技领域；应把对社区的贡献与相关性纳入大学评估的重要维度，使大学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群体；应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确保教育项目在质量、成本与效益之间实现可持续平衡；还应强化以灵活机制和适应性课程构建的组织韧性，使大学能够在冲击面前迅速调整。
基于此，大学发展与评估的战略性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投资数字基础设施，使在线和混合式学习更具广泛可达性；第二，加强教师数字素养培训，使其能够有效使用技术开展灵活包容的教学；第三，运用数据分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支持，提升学习成果；第四，坚持以人为本，保证技术不替代教育的核心价值，而是成为提高质量的辅助工具。
此外，一个全面且有效的大学评估体系必须引入多维度方法，包括教学档案、同行评审、毕业生追踪等，确保对教学、科研和大学影响力进行全面观察。评估还应关注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而不仅仅依赖传统科研指标。同时，制度化的标杆管理、校友追踪研究、雇主与学生反馈将构成大学持续改进的核心支撑。
产业与社区连接也是当代大学评估的重要维度。结构化的产业伙伴关系、共建课程、实习与实践机会等，能有效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通过产业合作，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可以形成贯通机制，为学习者提供跨界的成长路径。
总体而言，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与评估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通过反馈循环、数据驱动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迭代，形成持续改进的文化，使大学能够真正回应社会、产业与学习者的需求。世界银行将继续与各国合作，推动高质量、高韧性、包容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并期待与中国高等教育界持续深化对话，共同推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
智能文明时代人才培养改革的理念、思考和探索
陈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人类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迅猛的技术突破浪潮，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智能文明时代。但科技的革命性突破，首次同时挑战人类的生物属性、社会结构和认知边界，创造出“超人类”维度的可能性，一系列复杂问题和尖锐挑战随之而生。
在高等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如同一把强大的“双刃剑”，既打开了一扇通往高效学习和无限可能的大门，但门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巨大深渊。一是学生自主认知能力的提升，面临“被侵蚀”的可能，思维惰性正在形成。AI“代写”“代学”成为捷径，即时答案降低深度思考的动力，学生逐渐习惯于向AI提问并获得一个看似权威、完整的答案，同质化输出限制思维发散，难以形成独特创新视角，这将导致学生主动思考和深度钻研的能力被“外包”。长此以往，学生的思维会被禁锢在AI构建的“信息舒适区”内，导致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创新能力退化。二是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面临“被架空”的可能，攻克难题韧性不足。许多专业知识的学习需要通过不断动手和试错来积累经验、转化为解决问题能力，而AI则可以一键“直达终点”，使学生跳过了宝贵的试错修正过程。这不仅导致实践技能薄弱，也让学生失去了在挫折中培养韧性的机会。
智能文明时代这种“危”“机”并存纠缠的现状，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体系和模式提出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挑战与变革要求。如何主动应变、科学求变，培养适应智能文明时代的高素质人才，是全球高等教育界必须共同面对和回答的时代课题。
一、面对智能文明时代带来的“知识过载”，重构“理论学习”与“实践创新”的关系，更好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教育教学，知识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传统学科边界加速消融，学生获取各学科知识的显性成本快速下降，特别是随着传统的“教师-学生”二元模式正加速向“教师-智能体-学生”三元模式转变，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主体”，更要承担起引导学生在海量知识中筛选、辨别、检验、凝练，并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高等教育需要因时而进，重构智能时代的教师知识体系、理论授课内涵和实践育人模式，帮助学生更好以创造性学习练就批判性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作为一所被誉为“工程师摇篮”的中国百年名校，“厚基础、强实践”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贯的人才培养特色。近年来，学校主动把握时代发展规律，在“厚基础”和“强实践”上不断创新理念、更新内涵、调整比重、优化供给。在理论知识供给上，深入推进课程项目双驱互融，有序压缩理论授课学时，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锻炼实践能力，优化“先知识后能力”的传统培养模式，并配套建设数字化创新知识中心，推出了覆盖全校各学科的知识图谱，为学生按需自主获取知识、定制培养方案提供平台保障。在创新实践供给上，推行“创中学、学中创”科研全贯通培养，从大一开始就为学生“全学段不断线”设立逐级挑战的创新实践项目，建设了全国首批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并打造成为开放型共享创新空间，支持学生在具体实践中检验理论、挑战权威、收获真知。学校在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中实现“六连冠”。
哈工大学生紫丁香微纳卫星团队通过在学校搭建的创新工坊中开展跨学科创新实践，研制和发射了全国首个由大学生自主设计、研制、管控的微纳卫星“紫丁香二号”，拍出了“最美地月合影”，赢得了“中国航天最年轻团队”的美誉。学生冷晓琨在学校双足机器人实验室，和同学们组建创新社团、参加专业竞赛，其在读期间创办的“乐聚”机器人公司已成为全球交付量最多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企业。
二、面对智能文明时代带来的“个性化”培养加持，打破“固有学段”“常规节奏”，更好助推拔尖创新人才破土而出、加速崛起
在大规模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学生的个体潜能因人而异，亟需进一步深化因材施教。要培养拔尖人才，就必须要格外关注那些天赋超常、具备突出创新潜能的“尖子生”，为他们打造“快车道”。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教育教学，为开展个性化人才培养提供了日益强大的技术条件支撑。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超前布局推进拔尖人才从发掘、培养到选留、输送的全链条。
近年来，哈工大在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引领下，围绕如何再培养一批杰出人才，深入研究拔尖人才的目标画像、典型特质、发现规律和培养路径。在早发现、早挖掘上，学校和全国各类重点中学共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打造面向广大中学生的由院士领衔、专家主讲的“工程科技之巅”系列科普课程，持续探索大学与中学人才培养有机衔接贯通机制，做强颠覆式创新人才的“发掘探头”。在早培养、早助推上，学校设立“顶尖创新人才班”，由院士担任导师，“一生一策”量身定制培养计划，集全校“最优质资源”助力学生6至7年内完成全学段一体化人才培养，打造了一流人才培养载体集群。创新实施本科综合设计（论文）答辩申请制，只要满足条件，大二、大三即可申请答辩。目前已有150余名学生提前通过答辩，并将拥有更多时间精力尽早开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或挑战更高难度的科技竞赛。近期，学校高质量通过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赢得“哈工大为新时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创新发展作出了示范引领”“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完整方案与实施路径”等高度评价。
面对智能文明时代浪潮，唯有主动求变、携手共进，方能赢得未来。全球高等教育界需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进更多深层次探索、突破性举措，共同谱写全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新篇章。
跨越国界与学科边界：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未来
Marie-Eve Sylvestre（玛丽-伊芙·西尔维斯特）
（渥太华大学校长、教授）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深刻改变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方式、教学模式与治理结构。这一变革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教育可及性与学习支持能力，也暴露出算法偏见、信息失真以及师生能力结构重塑等多重挑战。如何在机遇与风险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成为全球大学亟需回应的时代课题。
1.人工智能在教育可及性、公平性与赋能学生方面的优势。人工智能通过即时反馈、个性化学习路径与多模态交互方式，使学习过程更具灵活性与适应性，尤其有助于神经多样性学生群体，如注意力缺陷、孤独症谱系及阅读障碍学生。相关技术能够根据其学习节奏与认知特点调整内容呈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习焦虑和认知负荷。
此外，人工智能在跨语言理解、远程学习支持等方面的能力，使高等教育得以突破地域与语言限制，触达更广泛的学习者。对高校而言，人工智能可承担部分重复性任务，使教师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教学设计、学术指导与人文关怀，从而强化教学关系的深度与质量。
在这一意义上，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辅助工具，更是促进学生主动探究与创新表达的伙伴，有助于培养数字素养、批判性思维以及与智能系统协同工作的能力。
2.挑战与风险：偏见、虚假信息与教师培训。人工智能系统的生成机制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地受到训练数据结构及文化语境的限制。在英语主导的知识体系中，算法往往更偏好特定来源、忽略文化差异并可能复制既有偏见。同时，生成式模型在缺乏充分监督时，会以与洞见同样的流畅度产出错误信息甚至伪造内容。
比技术性错误更为严峻的是，人工智能为恶意虚假信息的规模化传播提供了新的通路。图像、视频与文本的操控能力可能被用于构建具有高度欺骗性的叙事，对人类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的集体决策造成实质性危害。
为回应上述挑战，渥太华大学建立了加拿大首个跨学科“信息完整性实验室”。该机构整合工程、人文、法律、数据分析与人权等领域的研究力量，系统研究虚假信息的生成机制、传播路径与社会影响，并开发面向公众与机构的认知提升工具与培训课程，以提高社会整体对信息失真的抵御能力。
3.大学在新科技时代的核心使命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不再仅承担知识传递的职能，更需培养学生的判断力、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在新知识生态中，批判性分析、伦理推理、情境化理解以及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的把握比以往更加重要，而这些能力长期由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所着力培养。
渥太华大学法学院编制的《人工智能使用指南》即体现了这一转向。指南针对法律职业中人工智能应用的可靠性、责任归属、数据隐私、版权保护、职业伦理与学术诚信等关键问题提出系统性规范。一些教师还在课堂上利用人工智能展示其对真实案例的错误或模糊判断，使学生能够识别自动生成内容与专业法律意见之间的差异。
在能力结构层面，数据素养正成为全体学生的基础性能力。高校需要确保学生能够理解、质疑并负责任地使用数据，认识人工智能系统背后的统计逻辑与潜在偏见。为此，渥太华大学成立“数据素养研究院”，推动跨学科课程改革，使数据素养框架贯穿各专业的定量方法教学，增强学生对数据密集型社会的理解和适应能力。
更广泛地看，工程、科学、法律、人文、历史、社会科学以及数据科学之间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未来教育模式的重要方向。人工智能时代并非削弱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反而凸显其在理解科技社会影响、阐释伦理难题与维持社会信任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4.通过体验式学习与跨机构合作重建教育生态。在政府、产业与社会全面引入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毕业生面对的岗位结构正在重塑。体验式学习因此在高校培养体系中占据更为关键的位置，有助于学生在复杂、开放、真实的情境中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渥太华大学推动的“城市创新实验室（CityStudio Ottawa）”项目即为典型案例。该项目由市政府与大学医学院合作发起，学生跨学科组队，围绕住房保障、减贫与心理健康等议题开展实践。除此之外，工程学院与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大学合作组织国际黑客松，千余名来自产业与高校的参与者在短时间内共同攻关现实难题。管理学院通过“跨院短期冲刺挑战（sprints）”引导学生在可持续食品系统、无家可归预防等议题上提出创新方案。
这些项目显示，跨部门与跨国界合作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创新的必要条件。高校需要与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共同构建实验场景，探索技术在人类福祉与公共政策中的应用边界。
国际层面，中国高校成立的“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与教学创新协作机制”是重要示范，为高校间在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经验交流与协同创新提供了平台。
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需要更具开放性、伦理意识与跨学科视野。大学必须主动设计人工智能的教育整合方式，使学生既能掌握技术，又能在复杂信息环境中保持判断力与人文关怀。人文与社会科学将在理解技术的社会文化影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国际合作将成为推动负责任技术应用的重要动力。
塑造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育新模式
杨贤金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重塑全球的创新版图与经济结构。作为大学的管理者，我们深切感受到，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不仅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更对教育的底层逻辑与发展格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从全球来看，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浪潮势不可挡。根据《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数（2024）》，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数字化办学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共同形成了全球教育创新生动图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上：教育的培养目标正从重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价值引领转变，教育的形态正变得更加开放、泛在与互动，科研范式正向数据驱动、人机协同演进，评价体系也从标准化考试走向记录成长全过程的“数字生命档案”。
面对这场深刻的变革，我们需要回答好一个根本性问题：高等教育如何应对？我认为答案应该是：面向未来，走向未来。
教育不应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应是基于对未来社会图景、科技走向和人才需求的超前研判，直接塑造适应未来、驾驭未来乃至引领未来的时代新人。这需要我们具备一种“未来智慧”，用未来的标准定义今天的教育，用未来的需求锻造今天的学生。
当然，技术跃迁浪潮必然会带来必须审慎面对的挑战。在拥抱智能化的同时，如何守护教育公平，避免数字鸿沟加剧？如何确立伦理规范，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比技术创新本身更重要，这也就意味着，系统性的变革是我们唯一选择。
作为中国的大学，我们的探索深深植根于中国推进世界教育强国建设的宏大背景当中。中国将教育置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制定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并推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这体现了中国对教育变革的坚定决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教育数字化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和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教育也反过来为数字化变革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中国大学正面临从服务社会到引领未来的跨越式挑战，这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我们相信，中国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经验，将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一份独特的智慧与方案。对于天津大学而言，我们前进的方向非常清晰。就在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嘱托我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教学科研改革，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天津大学正以“从未来到未来”为理念，对教育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构筑智慧教育教学组织体系。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我们认识到，零敲碎打的改革收效甚微，必须从治理体系上进行系统性重塑。学校以前瞻性的眼光超前布局人工智能学科群，重点建设人工智能学院等国家级学院，夯实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成立智慧教育教学中心，将其作为统筹全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战略指挥部”，统一调配人员、空间、算力和经费，确保改革“一盘棋”。
二是塑造数字时代育人新模式。我们超常规培养战略领军人才。这个超常规，从学制制度、组织机构、教学模式三个方面体现，进而构建本研衔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大贯通机制。我们推动“知识创新平台”建设，绘制面向未来的学生能力素养图谱，让人才培养目标从宏观理念转化为精准的培养方案。我们推出“主修专业+微专业”制度，打破固有的专业壁垒，赋予学生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和选择权，构建有利于激发创新精神、培育时代新人的育人生态，这也是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关键路径。
三是夯实育人核心要素建设。教育模式的落地，最终要体现在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场景上。学校全面推进育人核心要素的现代化升级，在专业建设方面，根据国家导向、产业需求、科技前沿与培养方案的匹配度，动态优化专业设置；在课程方面，系统构建三级智能课程体系，建设了400余门人工智能课程与智能赋能课程；在教材方面，依托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等学校工学教材研究），实施数智时代工学教材建设“双百”行动计划，打造一批具有原创性自主知识体系的数字教材；在教师方面，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依托，完善标准体系，实施全覆盖培训和长周期测评；在场景方面，建设两百余间智慧教室、未来学习中心和创新工场，创新教学模式，营造能够激发学生主动性的沉浸式育人环境。此外，我们推动治理体系的智能化转型，通过数据大屏实现教学质量实时监测，通过线上巡课系统实现督导评估的精准化，让管理决策更加科学高效。
我们坚信，教育的未来在于开放合作。今年9月，天津大学成功举办了国际工程教育发展会议，成立了国际化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中心和国际化新工科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致力于与全球伙伴共建教师发展共同体和人才培养共同体。希望全球高等工程教育的工作者们能够携手共进，共同构建开放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天津大学所描绘和实践的，是一个以“从未来到未来”为理念，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以教师发展为关键，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面向全球开放的新型教育生态。这便是我们为应对时代之问所提交的“天大方案”。
人工智能重塑高等教育：挑战与应对
Joan Guàrdia Olmos（胡安·瓜迪亚·奥尔莫斯）
（巴塞罗那大学校长、教授）
当今的大学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变革，这些变革是由人工智能和新兴的科学技术加速带来的。这些技术正在重新塑造进行科研、教育、学习、信息管理和治理方方面面的做法。因此，我们要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这场技术革命源于全球数字化，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关于伦理、道德、社会和教学方面的一些挑战。高等教育必须应对这些挑战，要有建设性和战略性的措施。
人工智能在改变着我们科研、教学的方式，就科研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海量数据分析的方法，包括加速文献综述模式验证、过程模拟以及科学写作，这些都是开放研究图谱相关的，确实是提高了我们研究的效率、传播知识的速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面对伦理挑战，包括创作者的身份、透明度，以及科学诚信，因此我们需要对此加以关注。
人工智能确实能够让学生进行更加个性化的学习，能够及时调整主题和学习方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也适合自适应学习，还包括人工智能导师分析、预测数据，与元宇宙的结合，包括自动的翻译，让我们可以克服语言障碍，让学生可以接受更加多元的教育，包括特殊需求的群体，也可以更便捷接受教育。比如视觉识别和个性化的支持。
元宇宙、沉浸式的体验，可以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参与度，尤其在语言方面，适应传统的方式表现不佳的学生。在系统方面，人工智能能够有非常好的协调性，比如对于写作，AI可以帮助纠正错误，它也能够检查是否抄袭，并且能够提供及时的反馈，准确进行评估。
当前，劳动力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数字分析和人际交往的技能，人工智能是非常关键的，它能够帮助人们发展这些技能。可以看到，很多的大企业在用AI分析人们的消费习惯，进行产品的设计。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应该利用人工智能对学生的个人资料进行分析，能力进行评估，进行职业推荐和指导，也可以进行量身定制的方案。包括像人形机器人、虚拟导师、聊天机器人等，可以帮助学生提高沟通表达能力和情商。人工智能推动教育的包容性，能够根据不同的学习风格和需求定制教学，促使学生更好地参与。
人工智能有助于能力的提升，在机会均等、职业指导、开发团队透明度以及算法流程方面，保证更多的多样性。因为虚拟的环境可以帮助人们跨过地理鸿沟，包容性地在高等教育应用技术资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也需要所有的权益相关人共同监管。训练人工智能体系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地代表人类的特征，有些监管机制不够到位，大多数数据需要更安全的协议对隐私进行保护，在知情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沉浸式也会带来新的挑战，比如说数字安全、流程自动化，学生在人工智能关键的能力和创造力必须加以补充，并不是完全由人工智能替代有经验的老师，人工智能正使老师的角色从知识的传播者变成学习过程引导者和监督者。
鉴于目前所处的真实环境，大学需要去积极有道德和有包容性开发出一整套策略，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潜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包括沉浸式的技术，开发培训项目，为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学生群体赋能，并且提供持续的培训。所以在科研方面也非常重要，可以将AI融入科研项目当中，必须确保使用上的规范性、合理性。人类关注的是人工智能能否真实地提高教学效率，帮助学生培养他们的社交，或者是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是这些主要还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解决的。所以作为大学来说，必须保证确实可以高效使用AI，使它真正地为大学服务，可以帮助学校，也必须确保教学体系是可持续性的。
人工智能与科研范式的转型
宋永华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校长）
随着科技迅猛演进，人类社会正经历智能时代的深刻变革，科学范式正在发生演变。从图灵奖得主Jim Gray提出的四类范式——“经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科研活动正从以数据为中心的“独舞”，演进为以“人机协奏”为特征的升维融合，主要是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人机融合，已催生众多创新性、突破性的成果。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步离不开强大的算力、海量的数据与高效的算法。在相关应用技术领域，大型顶尖科技企业如OpenAI、科大讯飞、DeepSeek等在资源整合、工程化和规模化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作为大学校长，我深深体会到大学在有限资源下购置大规模科研软硬件的困难，以及参与技术研发的竞争压力。人工智能与科研范式转型已成大学发展的核心议题，大学应高度重视并对科研范式转型作出前瞻思考和战略部署。
一、澳门大学的战略与平台
澳门大学是一所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过40余载的年轻大学，是澳门唯一的国际化综合性研究型公立大学。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支持下，澳大于2014年整体迁入横琴新校区，也就是现在的主校区。近年澳大办学规模与办学水平不断上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澳大学生占比仍然以人文社科为主（约七成），理工科技类学科的布局发展相对较弱。当前，澳门大学正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个新的校区，建筑面积逾83万平方米，将建立医学院、工学院、信息学院和设计学院。当澳大合作区校区在2029年全面建成，我们希望澳大成为一所学科交叉融合、体系综合均衡、科研与育人实力显著增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围绕人工智能与科研范式转型这一主题，我们清醒认识到澳大应致力于打造“单项冠军”与“特长生”，而不是在有限的资源与现实约束下去重复建设大规模算力设施与体系。因此，澳大重点推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措施。第一，秉持拥抱与开放的态度。澳大推动AI工具及知识在全校范围的普及和公平使用，并制定了《关于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规范》。澳大也在本科通识课程中加入人工智能的有关科目，并开设一系列学科融合性质的研究生课程。第二，建设平台推动学科融合研究。包括建设三个交叉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中心、数据科学研究中心、认知与脑科学研究中心。依托微电子、智慧城市物联网两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推动与国际、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等高校、机构、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第三，集聚国际化高端人才。通过推动全校性参与，凝聚核心力量，组建了两个国际化学科交叉人才团队——包括认知与脑科学研究中心国际化人才团队、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团队，积极推动相关前沿领域的综合创新。
二、澳门大学实践：成果与案例
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澳门大学有以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一是面向文化感知的中葡机器翻译研究。澳大很早就开始从事中葡机器翻译的研究，并非只做简单的翻译，而是结合创新方法例如基于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追求从信、达到雅。网络文学翻译澳门大学在2024年国际文学翻译评测中获得两项第一名及一项第二名，文学翻译包括《西游记》等。
二是澳门车路协同下智能驾驶平台。自动驾驶训练中的关键挑战，在于从“开环训练”转向可以实时与环境交互的“闭环训练”。澳大基于大模型生成自动驾驶场景及混合仿真多样化场景，有效提升智能驾驶系统在环境认知和行为预测方面的能力。
三是情感人工智能研究。目前人工智能研究过度集中在“智商”（IQ）上，而对“情感”（EQ）的研究不足。澳大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以德国教授为首的国际团队，重点研究探索人工智能在理解语义、表达、语调、情感等与情商相关的能力。今年澳大也举办了首届情感人工智能澳门论坛。
四是人工智能与中医药研究的结合。澳大实现从“海量筛选”到“智能创造”的范式转型，开发了首个药物制剂的人工智能平台，面向制药产业和学术界提供服务。
五是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第一是技术创新问题。澳大团队通过自主研发“可识别深伪内容的技术”，荣获全球Deepfake攻防赛的冠军，相关专利被阿里巴巴采纳后，推动形成公开应对AI造假风险的治理平台。第二是法律监管问题。澳大通过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国际化人才团队，研究如何通过法律与监管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并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论著。2024年澳门大学与奥地利的大学和机构合办“人工智能的治理：欧盟与中国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国内外人工智能治理与相关法律研究的学术交流。
展望未来，澳门大学在人工智能相关的跨学科生态构建、学术领域拓展、开展前沿研究、拓展技术边界和赋能产业发展等方面，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澳门大学将以“单项冠军”与“特长生”为定位，通过开放合作、制度创新和人才驱动，不断强化自身在知识创造与科研创新中的独特优势，更好服务国家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12期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