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已进入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向“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系统性跃升的关键阶段。“双一流”建设也在实现价值跃迁：从支撑高等教育“从大到强”，转向引领其“从强到强大”；从“扶优扶强”的重点突破，迈向“提质扩容”的整体提升与系统重构。在“以质图强、以量促优”理念指引下，需着眼于五个方面的突破：从局部建设转向体系建设、从借鉴国外模式转向构建中国特色标准体系、从单一教育范畴转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从国家单一主导资源配置转向治理体系现代化、从经验推演转向数智赋能。以此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注入新动能。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提质；扩容；高等教育强国
“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部署。自2015年正式启动以来，经过10年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实现了从高等教育大国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转型。随着我国进入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向“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系统跃升的关键阶段，“双一流”建设的使命也正经历从支撑高等教育“从大到强”跃迁向引领高等教育“从强到强大”的跨越。本文在由历史逻辑、时代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构成的多维框架中，系统梳理前两轮“双一流”建设战略价值与建设模式的变迁轨迹，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新方位，聚焦“双一流”建设提质扩容“质”的内涵和表征、“容”的要素、原则与节奏等问题展开分析，最后提出“双一流”提质扩容要实现目标、范式、格局、机制与方法的五大突破。
一、“双一流”建设价值变迁与路径调适的演变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持续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具有开创性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高等教育大国的转变。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建设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影响，不仅在可观测的指标层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还在强化全民族的创新意识、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5年，为破除传统重点建设中存在的身份固化、缺乏竞争、重复建设等问题，推动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国务院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并于2016年正式启动实施。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其战略价值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跃迁特征。这一演进不仅体现在政策重心的调整上，也反映在高等教育整体生态的优化中，为系统分析“双一流”建设价值与建设路径提供了清晰脉络。
（一）价值重构期（2016－2020年）：锚定世界一流、强化机制创新、厚植中国特色
2016年，我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面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亟待通过建设模式的创新突破既有格局，推动高等教育从规模增长向内涵发展转型，为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筑牢根基。在此背景下，“双一流”建设应运而生。
“双一流”建设明确以“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作为显性目标，突出对标国际一流的发展导向；在资源整合上强调“扶优扶强”，树立高水平标杆，强化示范引领作用；在路径上注重破立并举，着力打破原有高校身份固化和层次僵化的格局，重构良性竞争的高等教育生态。这一战略取向既顺应了我国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全球竞争的内在需求，也体现了通过机制创新推动系统重构的改革逻辑。
经过5年持续发力，首轮“双一流”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凝聚态物理、物理宇宙学、基因医学、量子科学等前沿领域取得若干标志性成果。学科布局的前瞻性初步显现，围绕物质科学及相关领域、人工智能重大前沿科学、化学基因组学、生命信息与生物医学等方面进行了前瞻布局，一些关键领域进入全球引领地位。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也积累了大规模集中资源建设优势学科的实践经验，为后续建设模式优化奠定了基础。
但是，首轮建设依然存在着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精准度不够以及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首轮建设处于破旧立新的起始阶段，排名思维、“五唯”现象、内卷式竞争等并没有完全消解。在“双一流”高校遴选和建设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过去高校学科建设重规模总量、重学术影响的价值取向，遴选标准直接采信了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价结果、QS学科评价结果和进入ESI前1‰等标准。二是对“世界一流”与“中国特色”的本质内涵认识模糊，部分高校仍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作为身份和层次追求，存在扩张规模、追逐升级的冲动。学科布局同质化、资源分散，尤其是对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价值认识还有待于深化。这些问题与矛盾，构成了后续“双一流”建设价值重构与路径调适的核心动因。
（二）价值凝练期（2021－2025年）：紧扣国家战略、坚持特色发展、深化治理改革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提标与提速，对“双一流”建设提出了从“对标跟跑”向“内涵提质”的迫切要求。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将目标明确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这一时间进度从2050年提前至2035年、标准要求从“基本建成”提升为“建成”，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新认识和新要求。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调整与升级，既为“双一流”建设设定了更紧迫的时间坐标，也确立了更高阶的战略价值，推动“双一流”建设必须突破首轮建设中的思维和路径依赖，优化建设模式，从学科逻辑、学术逻辑转向需求逻辑、问题逻辑、创新逻辑相统一的内涵式发展轨道，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实现质的跃升。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坚持内涵提质的发展导向，紧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内涵，建设价值与国家战略需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度绑定，强调资源优化配置与战略匹配度；驱动高校走特色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之路；聚焦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突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促进教育、科技、产业协同创新。
一是评价机制发生根本性变革，从大学和学科分层建设到聚焦学科内涵建设。为克服首轮建设中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被割裂和贴标签的弊端，贯彻“以学科为基础”的基本原则，第二轮建设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构建了以贡献、特色和质量为导向的多元多维评价体系，引导高校从“争身份”转向“做特色”、从“争排名”转向“讲贡献”、从“论规模”转向“论质量”，从而有力促进了高校聚焦学科内涵建设，致力于关键领域的创新与实质突破，以学科一流支撑起了大学一流。
二是定位与导向更加清晰，实现了从学术导向、“国际对标”向服务国家、“科技突破”价值导向转变。学科建设从“追国际一流”转向“追求原始创新”，从学术研究的“优”转向服务科技发展的“优”。新增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41个国家亟需学科，使学科布局更适配科技自立自强、民生保障等现实需求，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战略支撑作用。这也回答了为什么大量属于A类，甚至进入ESI前1‰的高水平学科未能入选第二轮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而一些B类学科，甚至没有参评的“低水平”学科、所在高校排名在百名开外的学科却入选第二轮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的问题。
三是从单点突破到以点带面，从“打造学科高原”转向“冲击学科高峰”。强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对国家发展、科技突破的支持与贡献，强化世界一流大学的外部溢出效应，从大学自身发展转向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建设。如北京市发布《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205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的发展目标；广东省大力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等。
“双一流”建设的巨大成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评价体系不唯排名，但仍可观察到，在国际可比的一些指标当中，我国的高校和学科已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见表1），这为加快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是服务国家战略、支撑科技自立自强、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我国“双一流”建设在赋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也不断提升作为。我国许多高校在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表1 2016-2025年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QS、U.S.NEWS、泰晤士报、ARWU等各大网站信息整理。
但是，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就质量而言，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待加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高校全球吸引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引才聚才面临较大挑战等。就规模而言，优质资源总量不足、区域布局严重失衡、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下，这些矛盾的解决既要规模支撑、更要质量突围。
（三）价值跃迁期（2026年－）：提质扩容双轨并进、分类建设特色突围、支撑强国引领世界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大国博弈的焦点日益聚焦于科技制高点与人才制胜权的战略争夺。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着全球创新格局。“先机即优势，速度即实力”“慢进即是退，被动就挨打”成为了不容置疑的发展铁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阻止中国科技发展，将各类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小院高墙”式围堵封锁已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头戏。能否突破技术封锁、打破外部垄断，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与民族复兴进程，关乎世界科技格局演变与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这不仅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较量，更是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博弈。
当今，高校越来越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力量、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均把大学视为“国之重器”，将一流大学建设作为赢取全球竞争的战略利器。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创新引领者，为维持和巩固科技与经济的全球领先优势，将高等教育与国家利益深度捆绑。2025年7月发布的《赢得竞赛：美国AI行动计划》，明确“赢得AI竞赛的关键是人才，培养人才的核心是教育”，将教育体系定位为国家AI引擎的“人才反应堆”。德国“卓越战略”(2019－2026年)、日本修订的《国立大学法人法》、英国修订的《研究卓越框架》等，遍观世界各国的卓越大学计划，与其说它们是一种教育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致力全球竞争、国家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工程项目。
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面临着水平提升与规模扩增的双重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源于教育强国建设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更来自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强国的现实差距。截止到2025年6月，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67所。而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仅147所，占全国高校总量的比例不足5%。而同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美国以“常春藤盟校”为首的131所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130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构成高层级的精英研究型大学队伍，占美国高校总数的7.02%。2021年德国“卓越战略”高校覆盖比为7.85%。
目前，我国“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十五五”规划稳健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的攻坚冲刺期，也是教育全面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效能跃升期，更是破解学科布局与国家战略需求脱节、拔尖创新人才供给不足等深层次矛盾的破局突围期。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进程与“十五五”时期高度重合，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必须紧密对接国家中长期战略需求，承载起“支撑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迈向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支柱、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的战略先导、突破科技前沿封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攻坚力量以及建成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科学活动中心和创新人才中心的核心路径”等多重战略使命。
提质扩容成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核心战略取向。虽然“双一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一枝独秀”绝非高等教育强国应有形态，“有限的强”亦难以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发展需求。“双一流”提质扩容不仅具有战略紧迫性，同时也具备了充分的可行性。中央一系列战略决策部署已提出明确指引：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教育扩容”，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历经前两轮建设积淀，我国已培育出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标杆高校，有效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跃升，诸多高校已具备冲击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雄厚实力和扎实基础。
立足“十五五”发展新阶段，以提质扩容为抓手推进“双一流”建设，既是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依托既有建设基础实现跨越发展的现实路径。这一举措，必将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终建成教育强国注入关键动力。
二、“双一流”建设“提质”“扩容”的核心要义与本质关联
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梯次推进的原则，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方法。在建设初期，战略上体现为“抓大放小、举重搁轻”的取舍智慧，其方法论核心是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发展，彰显了“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的战略思维。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深化，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实现显著提升。进入教育强国建设的冲刺阶段，“双一流”建设也步入以质量引领扩容、以扩容夯实质量的新阶段，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并重、从局部突破迈向系统重构的发展新态势。
（一）以质图强：“质”的内涵与表征
“质”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和灵魂。质量提升不仅是“双一流”建设自身演进的价值所在，更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逻辑遵循。提质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遵循“目标－路径－支撑”逻辑、层层递进与嵌套的系统工程。以立体化的质量目标为引领，通过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两大核心路径进行实践转化，并最终依赖于学科、师资、治理三大支柱的协同支撑。
从目标维度看，“提质”是规模、结构、贡献、效益四重质量的统一，标志着高等教育发展范式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与“效能优化”的根本转变，四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撑。规模质量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而是立足4763.19万人的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聚焦庞大资源投入，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再到塑造和释放创新人才红利的转化。结构质量则要求从类型和层次上战略性地优化人才结构、学科结构、高校结构、区域布局等，通过结构质量的提升夯实高等教育体系质量。贡献质量是衡量“提质”成效的关键标尺，强调高校应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科技前沿、驱动区域发展、满足社会多元教育需求，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作出实质性与高水平的贡献。效益质量则着眼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追求教育投入产生长期、可持续的回报，确保高质量教育的可持续性。
从路径维度看，“提质”集中体现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两大根本职能上。二者是“提质”的主引擎，前者决定了教育的根本产出，后者决定了大学的创新高度，两者共同将目标层的质量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办学实践与成果。人才培养是“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任务，其核心在于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深度融合，不仅要夯实学生的专业知识根基，更要培养其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与创新精神，造就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形成自立自强、世界一流的人才方阵。科学研究是“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支撑，主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坚定不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从支撑维度看，学科质量是“提质”的结构性基石，决定着知识组织形态与发展根基；教师队伍质量是“提质”的能动性核心，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成效与科学创新的高度；治理效能则是“提质”的关键性环境，通过制度设计与机制创新，为学科建设与教师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和保障。三者相互支撑、协同作用。学科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与方向，教师为学科注入活力与成果，而治理则贯穿其中，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内生动力、塑造制度文化，共同构建起“提质”可持续推进的支撑体系。
“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辩证统一是“双一流”建设的终极目标。一流是检验建设成效的标准。这一标准不仅体现在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指标上取得领先地位，更深层的内涵在于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贡献，从而达成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标准的有机统一。无论是自主培养的质量，还是自主创新的成果，最终都要以是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办学质量与社会贡献度是否卓越、是否能支撑强国建设作为评判依据。
（二）以量促优：扩容原则、要素与节奏
“双一流”建设的扩容绝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以质量提升为根本价值取向、以精准为核心原则、以要素与结构协同优化为关键抓手、以适度为推进节奏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精准是提质扩容的战略原则。精准性的本质是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发展需要，一方面在学科布局上突出战略性与前瞻性，确保有限的优质资源投向国家最急需、基础最扎实的领域，让每一份资源都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硬核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产业升级节奏加快，而学科设置调整与人才培养“慢变量”的矛盾导致了战略新兴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有预测显示，到2025年，我国智能制造领域的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450万人。因此，亟需通过扩充优质本科生源，解决紧缺学科人才培养供给难题，实现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的精准契合。要注意的是，优质资源精准对接国家战略急需的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强调“精准”服务可能会挤压那些需要长期积累、难以快速见效的基础学科和人文社科的成长空间，导致学术生态的恶化。
“扩容”关键要素包含“扩生源”与“扩资源”两个核心维度。扩生源主要指在现有“双一流”高校中有序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以直接回应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让更多学子获得“上好大学”的机会。然而，现有“双一流”高校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超出极限，非但不能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的初衷，反而会稀释宝贵的教育资源，导致质量下滑，最终与“提质”的初衷背道而驰。对此，扩资源底盘就成为扩容的必然之举。扩资源底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扩学科，即围绕国家战略急需和前沿领域，增设与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交叉学科点；二是扩学校，通过将更多有特色、有实力的高校纳入建设序列，从整体上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布局和类型结构。扩容必须与“精准”原则紧密结合，避免“数量思维”“规模思维”。要瞄准国家急需和区域发展短板精准地扩、引导高校在不同赛道特色发展分类地扩、支持高校依托自身优势有特色地扩。
适度强调把握扩容的节奏，稳中求进。适度性强调扩容的节奏与尺度，既要规避“虹吸效应”，又要防止资源浪费。我国“双一流”高校目前仅占全国高等院校总数的4.64%，扩容势在必行。但是，扩容一定要坚持适度原则，要保持扩容与适度的张力。一是规模适度，严控扩招幅度，优先通过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升办学效率来扩大优质教育供给，既体现了扩容的诚意，又守住了质量的底线；二是结构适度，通过深化分类改革，引导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找准定位、特色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三）“提质”“扩容”：“双一流”建设行稳致远的一体两翼
质量跃迁为扩容增效提供“内核支撑”，扩容增效为质量跃迁提供“外部推力”。质量是扩容的前提与灵魂，是引领方向的“指南针”，决定着扩容的成色与高度；扩容是夯实质量的“压舱石”，决定着质量的深度与广度。唯有坚持以质量引领扩容、以扩容支撑质量，推动二者协同并进、辩证统一，才能真正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从“大”到“强大”的跨越。
以质量为核心引领扩容，是避免“规模陷阱”，确保“双一流”建设成色的关键。教育部在“双一流”动态调整中，始终将科研创新成果、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服务社会效能作为核心依据。其中，学科质量筑基，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领域；人才培养提质，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和战略急需技术人才；科研创新突破，集中突破关键技术，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这种“质量先行”的扩容逻辑，从根源上杜绝了资源浪费，确保“双一流”建设始终聚焦“高水平”“高质量”的核心目标。
以扩容为支撑夯实质量，是打破发展壁垒、拓宽“双一流”建设格局的必然选择。扩容绝非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通过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拓展发展空间，为质量提升注入新动能。通过扩容，打破资源壁垒、拓展发展维度，为质量提升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三、“双一流”建设提质扩容要有五大突破
“双一流”建设提质扩容，已从政策共识转化为行动实践。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建成教育强国定位为民族复兴的先导任务与战略支撑，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战略图景。2025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明确提出要稳妥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扩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在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进一步细化举措，明确2024年已实现了优质本科扩招1.6万人，2025年力争再扩招2万人，同时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对扩容进行实质性支持。在政策引导下，清华大学等百余所“双一流”高校迅速响应，纷纷制定方案并予以落实，展现出“双一流”提质扩容的坚定决心和阶段性成效。然而从实践来看，当前工作仍存在明显短板，提质扩容呈现出分领域部署、分主体推进的“分而述之，分而行之”特征，反映出提质扩容在很大程度上仍延续以往重点建设的理念与模式，多是在具体举措上进行修补与改良。面对从建设教育强国向建成教育强国这一重大战略使命的跨越，“双一流”提质扩容必须立足更高站位，拓宽战略视野，加大改革力度，从目标、范式、格局、机制到方法实现系统性突破。
（一）突破局部建设，打造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支撑与核心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绝非少数高校、少数学科的“独角戏”，而是高等教育生态优化与整体跃升的系统工程。
建设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我国“双一流”建设遵循“重点突破－系统集成－生态重构”的递进发展逻辑：过去10年间，前期着力补齐学科短板，中期聚焦打造学科高原与高地，已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建设范式正从要素驱动的局部突破，向创新驱动的系统化赋能转型。以“提质扩容”为核心抓手，推动整体性发展，构建起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已成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根本导向。
“需求引领”是推动“双一流”提质扩容的根本动力。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指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质特征的，能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的，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系统。因此，提质扩容必须紧扣国家、社会与人民群众的多维度需求。国家战略需求是首要导向，要围绕服务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保障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倾斜资源，确保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社会发展需求则着眼于优化人才供给结构，着力破解部分领域人才过剩与关键领域紧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推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精准对接。人民群众“上好大学”的期盼是基本出发点，应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资源供给，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使优质高等教育成为全民可共享的发展红利，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坚持分类建设、特色发展与靶向扩容相结合的发展路径。一方面，立足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的不同定位，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机制，实行差异化支持与评价，筑牢基础学科“底盘”，做强新兴学科“支柱”，激活交叉学科“引擎”。另一方面，明确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的定位与发展路径，推动研究型大学聚焦前沿引领创新，应用型高校强化技术转化与服务产业，技能型高校着力培养高技能人才，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技能支撑”贯通的创新生态。通过分类引导、精准支持，真正落实“不让一个大学掉队、不让一个学科掉队”，推动各类高校在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上追求卓越，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高等教育生态格局。
（二）突破范式移植窠臼，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构建中国特色标准体系
“移植性”是我国近代大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大学在近代化进程中先后借鉴了日本、德国以及美国的办学模式。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体系曾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在重点大学建设的推动下，北美大学发展模式的影响又占据主导。以引进和借鉴为主的发展方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我国高等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大学自身实力的增强，逐步从对国外模式的依赖和模仿，转向有选择地学习、批判性地吸收，并日益注重立足本土的积极探索。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正处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根本转变。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基础问题、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是自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体系，彻底摆脱对西方模式和评价标准的依赖，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角色转变。大学发展模式逐步从“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以原创性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贡献中国智慧，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了“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的要求，为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根本的政策遵循。“自主”体现的是价值观与战略自信，意味着要立足自我，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导向，强化对原始创新、需求牵引、关键突破和文化引领的支撑，确保评价导向与国家战略需求高度契合。“科学”体现的是尊重教育发展和大学建设客观规律。自主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的自我封闭，而是建立在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和科学演进规律基础上的自觉自信。它要求以世界水平为参照系，在共性指标、国际影响和全球贡献等方面，与世界顶尖大学和学科进行良性竞争和互学互鉴。立足“自主科学”构建中国特色标准体系，既可以避免陷入“标准霸权”陷阱，又可以防止陷入“孤立主义”窠臼，不仅为我国“双一流”建设指明了方向，更是通过高等教育标准制定权格局的重塑，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价值尺度。
（三）突破单一教育范畴，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扎实迈进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2026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新一轮建设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因此必须将“双一流”建设放在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的发展全局中来把握、放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中来谋划、放在世界百年变局的深刻演进中来推进、放在破旧立新和蓄势突破的关键节点中来提升。这标志着“双一流”建设从专注自我发展、强化自我提升的“向内看”工程，转变为以“提质扩容”为抓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向外看”、支撑迈进强国的“向上看”战略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强调必须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以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纵观世界现代化历程，先行国家的实践遵循“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世界强国”的演进逻辑，这与“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引领强国”的理论逻辑高度一致。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建设是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的汇聚点和关键枢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改革，必须着力抓好“双一流”建设这项核心工作，把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真正“一体”统筹、“一体”推进。把“双一流”建设做好了，教育强国的皇冠上就有了明珠！
首要是推动理念革新，树立“跳出教育看教育”的系统思维，以教育夯实根基、支撑科技突破与人才成长，共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其次是着力构建“三位一体、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型。“三位一体”即以教育筑基、科技突破、人才引领为核心，推动教育链、科技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与全链条升级；“双轮驱动”则强调以内涵式“提质”与外延式“扩容”协同发力，实现规模与质量、结构与效益的有机统一。再次，创新体制机制与实施路径。重点包括建立完善以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学科、平台、人才、项目协同联动的支撑体系；探索形成教育、科技、产业贯通融合、循环促进的长效机制，系统性打通三者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
（四）突破资源配置国家单一主导模式，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牵引，构建“双一流”建设新格局
“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我国采取国家主导的集中投入与政策推动模式，表现出国家单一主导的鲜明特征。随着“双一流”建设进入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单一主导模式在覆盖范围、资源调配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局限。立足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从国家单一主导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多元协同转向，构建校地、校企、校校共建及学科特区等多元建设模式，广泛调动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及社会力量，就成为“双一流”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首先，校地共建是破解资源约束、实现共赢发展的关键机制。一方面可将高校创新要素深度融入区域战略，助推地方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地方则以政策、资金等资源支持高校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事实上，地方政府已在这方面付诸实践并取得实效。据介绍，2021至2025年，中央政府统筹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1810亿元，在此带动下，地方财政配套投入超1100亿元，为地方高校冲击“双一流”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其次是校企共建。大学与龙头企业合作共建，可以有效破解传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产业脱节的难题。在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支撑同时，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紧密衔接。再次是校校共建。首轮“双一流”建设中，96所高校对口支援了116所中西部高校。未来要进一步深化“高校共同体”理念，通过创新共建形式，促进优质资源均衡流动，缩小高校间和区域间差距。学科特区建设则是通过赋予高校一定的自主权，打破传统集中管理模式下的刚性约束，促进高校基于自身优势探索特色发展路径，激发大学内生活力，实现从刚性管理向动态赋能转型。
（五）突破经验导向，加强数智赋能，提升“双一流”提质扩容效能
扩容既是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核心议题，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社会大众普遍聚焦于优质本科资源的扩招，关心哪些“双一流”高校具备扩招资格以及扩招规模将达到何种程度。高校与地方政府则更关注新一轮建设名单高校与学科的入选情况。学界或基于国际比较视角、或基于政策预期，纷纷对优质本科扩招规模、入选高校与学科数量范围进行研判。此类从需求侧倒推供给侧的预测虽具有一定参考意义，但本质上仍未脱离“为扩容而扩容”的数量导向思维。若要真正达成“提质扩容”的核心目标，必须引入数智赋能新范式，推动决策机制从“经验推演”向“数据驱动”转型，从而实现更科学、精准的顶层设计。
数智赋能的精准扩容，关键在于通过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达成“发展需要”与“现实可能”的有机统一，确保扩容与效能提升有机协同。一是构建智能感知的“需要”与“可能”多维动态数据库。系统整合国家战略需求、人才市场需求、科技发展趋势、产业发展态势、区域战略布局等“需求侧”数据以及高校的学科实力、师资结构和水平、科研产出、社会服务能力、资源承载力等“供给侧”核心数据。二是建构智能分析模型。通过构建大学与学科发展潜力评估模型与供需匹配分析模型，依托大数据技术，借助模型分析，实时追踪与研判社会需求变化与高校现有实力，贯通需求和可能，识别出最优化的扩容路径。三是建立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持续追踪建设方向、成效与目标需求的匹配度，根据变化情况及时预警，并调整资源配置策略，确保扩容能够真正驱动“双一流”建设整体效能的提升。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从“重点建设”迈向“系统重构”的新阶段。展望未来，唯有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以需求为基、以发展为要、以标准为尺、以质量为魂，破解发展瓶颈，优化战略布局，激活创新动能，在服务国家需求中彰显使命担当，才能推动“双一流”建设行稳致远，锻造更多世界一流大学方阵、优势学科方阵以及拔尖创新人才方阵，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在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书写中国卓越新篇章。
（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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