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些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牵引，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枢纽；既承担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使命，也肩负着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责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直接关系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根基。
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中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持续提升。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标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目标，基础研究仍存在一些制约长远发展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投入、组织、评价等具体问题，实质上是我国研究型大学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从跟随发展转向自主引领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系统性问题。
第一，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整体仍需提高，多元投入格局尚未形成。从总量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已由2012年的4.8%提升至2024年的7.08%，进步明显，但与发达国家普遍11%至27%的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从结构看，基础研究投入仍以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等官方渠道为主，占比约九成，企业、社会力量和长期耐心资本参与不足。基础研究越往前沿走，越需要稳定预期、长期支持和多元协同，仅靠单一渠道难以适应大科学时代和原始创新的不确定性。
第二，“短平快”科研活动仍然突出，长周期、原创性研究空间受到挤压。随着科研队伍迅速扩容，人均基础研究资源面临“摊薄”风险。数据显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研究项目资助数量虽然增加，但平均资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科研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反复申报项目，容易把精力牵引到“写本子”和短周期竞争上。高风险、非共识研究在现有评审体系中难以被有效识别，原创性探索获得支持的比例偏低，愿意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甘坐冷板凳的科研生态还需要进一步孕育。
第三，跟随式科研惯性尚未根本扭转，关键支撑条件仍有短板。当前，一些研究选题仍习惯追逐国际热点，对契合国家长远需求、体现中国问题意识的独特科学问题深耕不够。一些前沿方向缺少连续布局，容易形成“热点来了就跟、热点退了就散”的局面。同时，高端科研仪器、科学数据库、基础软件等支撑条件仍存在短板，部分关键资源和高价值基础研究数据对外依赖度较高。所以，必须把基础研究能力建设同科研自主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统筹起来，夯实原始创新的底座。
第四，学科组织和评价体系对原创突破的适配性还不够。今天的重大科学问题往往不是单一学科能够独立解决的，而是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多主体交叉融合、协同攻关。但在高校内部，院系边界、学位体系、职称评价、经费管理和成果认定仍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学科边界，跨学科研究在身份认定、资源配置和成果评价上还存在不少堵点。“五唯”惯性尚未彻底根除，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项目层级、人才头衔等显性指标仍不同程度影响资源配置和学术判断。评价的短期化、数量化，会把长期积累、非共识探索和底层原理研究压缩成短周期、可计量的产出，不利于真正原创的生长。
上述问题相互交织，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局部梗阻，而是基础研究体系、大学科研组织方式和评价生态之间适配不足的集中反映。解决这些问题，既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也不能把复杂改革简单拆解为零散举措，必须以系统思维推进大学内涵式发展。
二、把握四个关系，以基础研究能力跃升牵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需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改革重点放在激发长期原创能力上，把建设路径落到战略定位、人才培养、投入保障和评价生态的协同重塑上。我认为，需要重点把握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的关系，推动基础研究从“学科导向”向“使命导向”转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不能满足于在既有赛道上作增量贡献，而要善于提出新问题、开辟新方向、组织大团队、建设大平台，在长期知识积累中形成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围绕国家长远竞争力和世界科技前沿，基于自身优势，凝练基础性、前瞻性、牵引性的研究方向，形成与国家中长期规划相衔接的战略布局。要强化高端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科技期刊等基础条件自主保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提升原始创新和体系化攻关能力。战略导向不是任务分发，自由探索也不是分散用力，关键是让国家需求、科学前沿和大学优势在更高水平上结合起来。
二是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推动科研评价从“数量导向”向“贡献导向”转变。“破”，就是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指标依赖，不能简单以论文数量、项目层级、人才头衔等显性指标衡量基础研究质量；“立”，就是要立起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的评价标尺，突出分类评价和差异化评价。要针对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的不同特质，完善评价方式：对有组织科研，更加注重目标达成、问题突破和战略支撑；对自由探索，更加注重长期价值、学术原创性和潜在引领性。要深入实施科研代表作制度，适当提高国内期刊首发成果和本土原创贡献的评价权重。对高风险、非共识、长周期研究，要给予更加稳定的支持和更加耐心的评价，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三是处理好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关系，推动科研资源更好服务人才成长。基础研究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把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和平台建设真正贯通起来，让高水平平台、重大仪器和科研条件建设，最终转化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战略科学家成长的重要支撑。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基础学科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把科研训练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水平平台向学生开放，让学生在真实问题、真实团队中成长。要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支持青年人才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特别是对于处于科研职业早期的青年人才，要给予长周期稳定支持，减少频繁考核和事务性负担，为潜心研究、持续攻关创造更好环境。要完善导师团组制，发挥老一辈科学家传帮带作用，甘为人梯、奖掖后学。
四是处理好政府引导与社会协同的关系，健全多元持续投入体系。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高风险、非共识的特点，必须形成稳定、多元、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要发挥政府投入的基础性、战略性、引导性作用，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稳定增长机制；同时充分调动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鼓励设立基础研究基金、联合科研基金和长期捐赠基金，形成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协同支持的投入格局。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龙头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关键共性技术和未来产业方向协同攻关，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链条。
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牵引性工程，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性工程。对多数研究型大学而言，要努力做到“顶天立地”，既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也扎根自身优势和区域发展，在贡献中求支持、在服务中赢得发展；对少数顶尖高校而言，还要努力迈向“开天辟地”，在原始创新和产业引领上实现突破。只要我们坚持夯实基础研究根基，做强原始创新能力，抓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就一定能够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战略力量。
（严纯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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